邵力子

----更新时间:2022-07-04

邵力子(1882年12月7日-1967年12月25日),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复旦大学杰出校友。早年加入同盟会,并与柳亚子发起组织南社,提倡革新文学。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一直主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49年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脱离国民党政府。解放后,留驻大陆,任多届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

1967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1902年乡试中举。

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结识于右任,成莫逆之交。

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

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

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思想,三个月就被反动当局查封。10月,又创办《民吁日报》,继续革命宣传,仅42天又遭查封。11月后,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

1910年夏末,重回上海,与于右任等人一起创办《民立报》,倡导国民独立精神,积极宣传北伐,成为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

1913年,《民立报》停刊后,到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后任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

1914年,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7月,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6年1月,与叶楚伦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经理兼编本埠新闻,报道“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1]

1919年,《民国日报》辟《觉悟》副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邵以国民党员特别身份跨党参加)。

1922年10月与于右任等筹办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之上海大学

1923年,历任副校长、代理校长。

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宣传新三民主义,积极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5年夏,因参加领导五卅运动,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离上海去广州。5月起,历任黄埔军校秘书处长、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

1926年1月,任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1月,以国民党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会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国民党常驻中山大学代表、校理事会成员。

1927年5月回国。

1928年2月起,邵力子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国公学校长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任职期间,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呼吁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

1935年11月,任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委。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一度遭拘禁,后参与中共谈判,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与蒋介石、张冲组成国民党代表团,同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庐山会谈,奠定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准予《毛泽东自传》在《文摘》上发表。

1940年5月,出任驻苏大使。

1942年10月回国后任国民党参政会、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1945年,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重庆谈判,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会谈,对促进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次年,任国民政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国民大会筹委会委员。

1949年2月以私人资格随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在石家庄会见毛泽东、周恩来。4月参加以张治中为首之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周恩来为首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判,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后因国民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邵遂与张治中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出席了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先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同时在全国文联、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任各种重要职务,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他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力主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更致力于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毕生精力,被誉为“和平老人”。

1967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1]

人物事迹

和平老人

1933年4月,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原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由于蒋介石当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于不顾,只想剿灭共产党,在他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违背,只得打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对于抵御日寇的事在报上一概不闻不问。

毛泽东阅读当地的报纸,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两周年了,陕西省政府也无什么大反应,回想邵力子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广泛影响,何以现在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也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于9月8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勋祺!

毛泽东

九月八日

邵力子收到此信不久———12月12日,“西安事变”就发生了。由于邵力子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延安的中共首要人物共过事,了解他们,因此,他赞成毛泽东、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西安事变”的结束,都曾起过有益的作用。

蒋介石是深知邵力子底细的人。“西安事变”以后,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并在会上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建议。没过多久,邵力子的学生孙寒冰送来了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请示是否可以刊登。这又把邵力子难住了。他知道,如果刊登出来,蒋介石肯定要恼火的,CC特务也会加以攻击。但是,他毕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与毛泽东有过交往,共过事,去年又曾收到过毛泽东的亲笔信。因此感到,当前国共合作,如果把《毛泽东自传》刊登出来,对于帮助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很有好处的。他和傅学文商量下来,决定刊登。孙寒冰马上在《文摘》上将《毛泽东自传》刊登了出来,一时轰动了全国,有识之士无不钦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气和魄力。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受蒋介石邀请,从延安坐飞机来重庆谈判。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以及张澜郭沫若等各界要人都来机场欢迎。邵力子与毛泽东已近20年未见面了,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兴,握手之后,就在机场合拍了一张照片。

邵力子曾经说:“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启战端!”因此,他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既能基本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10月10日,终于举行了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的签字仪式。

由于邵力子在这次国共和谈的过程中为中国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因此,他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2]

爱乡楷模

邵力子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经常对亲友们说:“每个人应爱祖国,爱家乡。我们的祖国和家乡也实在太可爱。”不断勉励家乡人士要为祖国、为家乡增光,1933年3月上旬,他回故乡绍兴时,曾作过题为《从绍兴到世界》的演说。大意是:故乡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祖国必然会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连故乡都不热爱,你还能谈到热爱祖国吗!他言行一致,既一贯热爱伟大的祖国,又始终关怀故乡的进步。

邵力子早年离乡,长期居外地,但一直十分热爱家乡。对有关家乡的文化教育、农田水利和其他公益事业,都非常关心,鼎力赞助。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担任绍兴七邑同乡会的副议长,积极筹办“绍兴旅沪公学”,任副校董。他生活上俭朴,但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总是慷慨解囊。30年代初,远在兰州任甘肃省主席时,听到绍兴尚无一所完全中学,当即出银币1000元,派人与朱仲华、金汤侯等地方士绅商谈,于民国二十一年6月创办“私立绍兴中学”,并亲书“卧薪尝胆”四字作为校训,以培训爱乡报国之才。次年春回乡探亲,目睹乡村中迷信盛行,教育落后,又出资兴修绍兴陶家堰邵家溇的明强小学、白塔头的运川小学。三十三年冬,奉母灵柩回乡安葬富盛金家岭,当了解该村无一农家子弟入学时,则决定利用坟庄房屋,出资办起“棠阴小学”,还购置渡船,接送邻村农民孩子入学。1932年,他大力支持学生朱仲华等在绍兴创办完全制中学(后改名为稽山中学),担任设立人会主席。他把兴办教育事业看作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所以始终热情关怀,积极赞助。

邵力子对家乡的文化事业很关心,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把做好这些工作视为热爱家乡的具体行动。1934年,同盟会员王子余先生倡议撰绍兴县志,邵力子竭力赞同,在县资料初稿编成后,主动出资汇款,协助付印。

他还提倡围湖、围海开垦,大力支持维修三江闸,并且私人出资疏浚陶家堰的贺家池,为家乡的农田水利事业作出了贡献。

邵力子帮助方志敏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于6月16日创刊,由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编。《觉悟》经常有计划地组织进步人士撰写稿件,刊载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割据的文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过重大的贡献,被誉为当时“全国报纸中四大副刊之一”。

邵力子在主编《觉悟》副刊期间,特别重视青年、学生的来稿,刊登了大量来自于青年学生和青年店员、工人的稿件,邵力子在《觉悟》上辟有“通讯”一栏,对读者的每封来信都认真答复,许多青年来信都由邵力子署名答复。邵力子在编辑部热情接待来访者,与来访青年讨论问题,毫无拘束,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旧社会作斗争,学习、掌握科学知识,用真才实学去改造社会。大批青年、学生把邵力子当作良师益友,乐于把心里话说给他听。

《觉悟》上曾发表过一篇以《捉贼》为题的白话小说,其中有描写学生吊打小偷的情景,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1920年,在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应用机械科学习的青年学生方志敏给邵力子写信,对小说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受到邵力子的赏识,认为他的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问题的本质和病根”。

邵力子及时回信勉励方志敏,希望他能写些白话文或诗歌、小说来,揭露社会的黑暗,唤醒民众。方志敏开始写起散文诗,并在酝酿构思时把内容大意写信告诉邵力子。邵力子在回信中充分肯定了方志敏的构思,并望他迅速写出诗稿。不久,方志敏便将作品向《觉悟》寄去。1922年5月和6月,《觉悟》先后发表了方志敏的白话散文诗《哭声》和《呕血》。

1922年7月,方志敏从江西九江赴上海,不久便到《民国日报》报馆拜会邵力子。当邵力子了解到方志敏在上海举目无亲、没有经济来源时,便热情地挽留方志敏在家中小住,让方志敏与其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儿子邵遂初同室,还安排方志敏到报馆做夜班校对工作。后来方志敏搬到民国日报社租用的房子里去住,仍然时常到邵力子家里来拜访。在邵力子的帮助下,方志敏到大学旁听邵力子、恽代英等主讲的课,还结识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找到了中共党组织和领导机关。不久,方志敏创作了一部白话小说,邵力子读后,将此作品取名为《谋事》,还亲自撰写了《随感录》,对作品作了肯定评价,认为文章是方志敏到上海以后的真实写照,真切感人,并决定在《觉悟》上予以刊载。

8月,已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方志敏根据组织决定,返回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出版《青年声》周报,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后来,方志敏继续将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文《同情心》《我的心》寄给在上海的邵力子,邵力子大加赞赏,并于1923年在《觉悟》上刊出。

据统计,方志敏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有一半是发表于《觉悟》中。[3]

计划生育

许多人都知道,在我国制定计划生育国策时,绍兴籍人口学家马寅初功不可没,正是他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他却不是最早的提出者。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另一位绍兴乡贤、“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

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4]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他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观点。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他又一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4]

邵力子所以能率先提出并多次呼吁计划生育,这与他切身感受到的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的关系。邵力子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当年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年又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因此从她32岁那年起就与丈夫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本人与前妻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妻子怀上第六胎时,她的痛苦无以名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然而邵力子找遍了当时的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就自己狂奔,想以此掉胎,结果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这个悲剧让邵力子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