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明代文学家)

----更新时间:2022-07-06

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1],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2]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

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被杖责罢官,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于1559年8月8日逝世,被追赠光禄寺少卿,追谥“文宪”[3]。

人物生平

蟾宫折桂

杨慎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12月8日)。为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他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出生于书香门第,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杨慎的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他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杨慎为“小友”。

杨慎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5]后因母亲去世而回乡守丧。服丧完毕后,复任翰林院修撰。

移疾求退

杨慎的政治生涯非常坎坷。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明武宗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杨慎针对这种行为,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武宗“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武宗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杨慎无可奈何,只得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逆鳞廷杖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驾崩。因武宗无子,经张皇后及杨廷和商议,便迎立其堂弟、兴王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世宗即位后,授杨慎为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

嘉靖二年(1523年),杨慎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任纂修官。

杨慎利用给世宗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杨慎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世宗听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杨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当时世宗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基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世宗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当时,张璁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兴献王朱祐杬),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辞官归里,杨慎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世宗大怒,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世宗怒气不减,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加以廷杖。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流放滇南

杨廷和在武宗驾崩、世宗未至时,曾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许多冒滥军功的官员。至杨慎被贬后,被裁撤的挟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机杀害杨慎。杨慎知道后,一路小心防备,到临清县时这些人才散去。他扶病上路,骑马走了近万里,非常疲惫,等抵达永昌卫时,险些无法病愈。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嘉靖五年(1526年),杨廷和患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杨廷和非常高兴,病也就好了。杨廷和病愈后,杨慎又返回永昌。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副使张峩用计击破叛军,平定叛乱。

嘉靖八年(1529年),杨廷和在新都去世,年七十一。杨慎请求巡抚欧阳重替他请命回乡葬父,获准后赶回新都治丧。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

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慎在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举家迁蜀,寄寓江阳(泸州)。但因人举发,又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月被巡抚派四名指挥押回永昌。

终不得归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六日(8月8日),杨慎在昆明病逝,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杨慎去世后,沐朝弼等人前往吊祭,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为其殡殓入棺,还葬故乡新都。

嘉靖四十年(1560年)冬,杨慎附葬于杨廷和墓旁。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追赠杨慎为光禄寺少卿。明熹宗天启(1621年—1627年)年间,追谥‘文宪“。

主要作品

杨慎著述多至100余种,李调元刊《函海》时,曾作专辑收录所著之书。散曲有《陶情乐府》。后人辑其重要著作编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6]。

小学:《古音》七书、《丹铅》诸录、《六书博证》等。

经学:《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等。

文学:《升庵诗话》《艺林伐山》《绝句衍义》《画品》《全蜀艺文志》等。

史地:《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等。

诗词:《升庵诗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等。

编纂:《古今风谣》《古今谚》《丽情集》等。

以上资料来源[7]

主要成就

文学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

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当他来到有川南胜景之称的西昌泸山,看到这里的美景与火把节的盛况后,在此吟出了名句《夜宿泸山》:“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姚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杨慎又广为采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

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8]《汉杂事秘辛》事皆淫艳而言辞端雅,不见鄙秽。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明武宗“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峣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谭苑醍醐》八卷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

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儒学

杨慎说: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故高远之弊,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于(而效)小,学而无用,世以俗学以之。

“尊德性而道问学”,本为《中庸》所谓,但宋儒中,朱熹主张以究理问学为主,提倡研读经传,一依圣贤遗教去做,有偏重于“道问学”的倾向,陆九渊讥评其支离破碎;陆九渊主张学者从经典中解脱出来,求诸本心,认为“学苛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有“尊德性”的倾向,朱熹斥责其尽废讲学。自南宋朱、陆相争以来,两家之学渐成水火之势,“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这对儒学发展影响甚大,诚如程敏政所说:“朱、陆之辨,学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途,或沦于空虚、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杨慎在这里则对朱、陆都进行了批评,指出陆学之弊在于“以空索为一贯”,趋简凭虚而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学之弊在于“以杂博相高”,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在他看来,“经学之拘晦,实自朱始”,“新学(此指象山心学)削经铲史,驱儒归禅”,两者对学术风气和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样,杨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学。

对于当世流行的“道学”(即理学)和“心学”,杨慎亦持全面否定态度。他说:“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无高远亢(言)妙之说,至易而行难,内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顾巾衣诡服,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民、吾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谓禅悟。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他认为儒学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内外一者也”,但承袭宋儒之学风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谓“道学”、“心学”,尽管名称不一,形式有异,而其实都是只知“阔论高谈”、“虚饰文词”,只说不行,“教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着摸”的空洞无用之物。其恶果,一是欺世,二是乱民,故皆为“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学”、“心学”,根本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精神。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颐“活泼泼地”之类的话就是以佛家语录入章句,他说余尝评之曰:《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至宋时,僧徒陋劣,乃作语录;儒者亦学僧家作语录……欲求易欲,反为难知;本欲明经,适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简,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说,道理之谈,辞达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这里所说的“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是陈献章(白沙心学)所为。可见,在杨慎看来,“学禅家”而导致儒学之“理”难知,圣道几晦,实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通病。

此外,杨慎认为,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乃切要之言,丘长春所谓“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下之事乎”乃正论。而邵雍、朱熹论天则是强不知为知,实为“妄说”。他说:“古论天文者,宣夜周髀浑天之书,甘石洛下闳之流,皆未尝言。非不言也,实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欤?且圣贤之‘切问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他还对宋儒鬼神之论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对《中庸》所谓“鬼神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书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离太甚,既以‘二气’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则有形有声,视之可见,听之可闻矣,岂不与《中庸》背驰矣?且《中庸》一书,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虚地文字,又岂子思作书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张‘二气’、‘良能’、‘造化之迹’诸说,移以解《易》之‘鬼神’则可,解《中庸》之‘鬼神’则不可。”所以,杨慎讥笑宋儒“杂博”、“支离”、“割裂”,如同“伎儿之舞迓鼓”,既“无古人之学,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学官衙鼓节也”。如此,不流入禅,借助于佛家之言以装饰门面,又怎么可能呢?

杨慎借云南副使陈梦祥《六经》“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实心之所发”的话,职责陈献章“六经皆虚”论实“非圣人之蕴”,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说:“儒教实,以其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缘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家之学哉!”杨慎更怒斥王阳明为“霸儒”、“儒枭”,批评其以儒为表、以佛为里,证性见心、“驱儒归禅”,背叛了儒家的经义,说:“迩者霸儒创为新学,削经划史,驱儒归禅,缘其作俑,急于鸣俦, 俾其易人,而一时奔名走誉者,……靡然从之。”他又寓庄于谐地对人们何以会对阳明心学“靡然从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语道: 余友蒋兆晕芝善戏语而有妙理,尝论讲学之异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说,久厌听闻,‘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一出,新人耳目。如时鱼鲜笋,肥美爽口,盘肴陈前,味如嚼冰,蚁而厌饫,依旧是鹅鸭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厌,却爱装旦;此北《西厢》听厌,乃唱南《西厢》。观听既久,依旧是真旦、北《西厢》出也。公多与辩,但徐徐俟之。”

杨慎不仅从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批评朱熹,如在《陈同甫与朱子书》中讥朱熹自立门户,在《文公著书》中责朱熹“违公是远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颠书》中批评朱熹文学艺术上的失误,在《圣贤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学上的纰漏。如何等等,难以详述,而且,他更一针见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学“失之专”,“失之专者,一骋意(己)见,扫灭前贤”,用其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谈性命,祖宋人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这必然要导致“经学之拘晦”。

在《云南乡试录序》中更揭示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诸说造成了明代中后叶知识界的空疏浅陋,谓:“今士习何如哉!其高者凌虚厉空,师心去迹,厌观理之烦,贪居敬之约,渐近清谈,遂流禅学矣。卑焉者则掇拾丛残,诵贯酒魂,陈陈相因,辞不辨心,纷纷竞录,问则口,此何异叟诵诗、阍寺传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论者又如此,视汉唐诸儒且恧焉,况三代之英乎!”

著述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明武宗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史·杨慎传》)。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明史·何孟春传》)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6]

据《升庵杨慎年谱》的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所以,《升庵外集》序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6]

藏书

杨慎喜藏书,当时司礼监大藏经厂,贮列朝书籍甚富,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据传曾攫取数册《永乐大典》据为己有。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戏以窃书之名。

家有“双桂堂”,为读书、贮书之所。曾编撰有《杨氏书目》,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笠泽堂书目》中有记载。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将他与杨士奇吴宽茅坤、宋濂等并列。[6]

书法

杨慎工于书法,王世贞《国朝名臣遗墨跋》称杨慎“以博学名世,书亦自负吴兴(赵孟頫)堂庑”。朱昌颐《跋杨升庵诗扇》也说:“书法尤超迈绝伦,至今滇南尚多留刻”。其书论主要见于《墨池琐录》、《升庵书品》、《法帖神品目》等。[9]

绘画

杨慎亦善写兰。王文治《杨升庵画兰长卷跋》称:“杨升庵画兰卷子(长至四丈),疏密反侧,朝烟晚露,皆能毕肖其形。”其画论有《升庵画品》《名画神品目》等。

人物关系

表格参考资料:[10]

轶事典故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他的夫人黄娥,善诗词,尤为擅长散曲。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榴阁赋诗,相互酬答。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婚后第二年,在黄娥的支持和劝促下,升庵就动身进京复官。

杨慎与黄娥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顺境是很短暂的,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当杨慎因仗义执言,遣戍滇南时,黄娥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劝慰,殷勤照顾。黄娥不辞风霜之苦,千里跋涉,亲自护送杨慎从北京到云南。嘉靖三年(152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寒夜,黄娥陪伴着骨瘦如柴、身戴枷锁的杨慎,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临别之际,杨慎填写了一首《临江仙》词云:“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戍云南·江陵别内》)。情辞凄楚,催人泪下。黄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挚。此后,黄娥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

嘉靖八年(1529年),因父亲杨廷和去世,杨慎赶回新都治丧,夫妇才得短期会面。相见时难别亦难。临别时,黄娥写了《罗江怨》散曲,与杨慎送别。曲云:“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凄婉动人,遂成千古名句。

史籍记载

《杨升庵太史慎年谱》

《名山藏·卷八十五》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八十》[10]

人物评价

褒奖

蒋冕:用修之博,何减古之苏颂乎!

简绍芳:公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

陈文烛:公孝友性植,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

周逊《刻词品序》中称他:当代词宗。

王世贞: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用修。

李贽在《焚书》《续焚书》中说:①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②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

焦竑十分推崇杨慎,曾花很长时间专心搜集杨氏著作,经过校对订正,编辑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传世,并在《升庵外集题识》中盛赞道:明兴,博雅饶著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屠隆:丘文庄浚、杨修撰慎武库哉。

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选杨慎词达118首,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

顾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说: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无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丽奥雅,渔弋四部七略之间,……唐宋以来,吾见罕矣。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张华)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

明末朱之瑜晚年讲学日本,教育日本学生安东守约说:明朝文集极多,好者亦寥寥……如杨升庵、李空同集,极佳。(《朱舜水集》卷11《问答三》) 小宅生顺问:扬雄、司马氏鸣汉家,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朱之瑜回答说: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

张燧:升庵博洽似张茂先,诗文似庐陵、眉山两先生,坎壈过汉之贾长沙,而经术解悟直越宋之程、朱而上之。有升庵而当代之人物可与往哲争衡矣!矮人观场,徒谓先生为博学人,而一二崛强之老,又且掇拾其后,是皆不知先生,又何足以为先生重轻耶?

林时对:夫以刘伯温之瑰奇、宋景濂之温醇、解大绅之豪爽、曾子棨之英迈、高季迪启之超脱、李宾之东阳之浩瀚、王守溪鏊之简严、王敬夫九思之高迈、崔仲凫铣之修洁、吴匏庵宽之纯粹、丘仲深浚之博雅、程篁墩敏政之典核、杨用修慎之奥衍、王槐野维桢之简练、康德涵海之雄骏、廖鸣吾道南之富有,此权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间耳。

王夫之称杨慎诗:三百年来最上乘。

王士禛:明诗至杨升庵,另辟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学者。[11]

张廷玉等《明史》: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

沈德潜: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五言非其所长,以过于秾丽,失穆如清风之旨也。

纪昀:①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②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

李慈铭: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铅录》、《谭苑醒酬》诸书征引该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12]

陈寅恪: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13]

异议

明代学者陈耀文对杨慎的博学颇感不服,特作《正杨》一书,指出《丹铝》诸录中的150条错误。万历年间,胡应麟仿杨慎《丹铅录》而作《丹铅新录》、仿杨慎《艺林伐山》而作《艺林学山》,一面订正杨氏笔误,指出:“千虑而得间有异同,即就正大方”;一面不满于陈耀文“哓哓焉数以辨其后”,自以为“求忠臣于杨氏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天”。

胡氏此举,被“时人颜曰《正正杨》”,朱国桢对之评曰:“(自)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正正杨》,辨则辨矣,然古人古事古字、彼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相驳,不免为前人暗笑。”

迨于清世,四库馆臣既说:“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互见,真伪互陈”,又说:“耀文考证其非,不使转滋疑误,于学者不为无功。然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解《新唐书》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了杨慎29种著述,一一加以考评,虽承认杨慎“博洽冠一时”,《丹铅》诸作“疏殊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但就总体言之,还是站在正统立场,对杨慎其人其学每多贬抑,如说他“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责他“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 为编,只成杂学”等等。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官修之书,故自面世流传后,杨慎即长期被冷落,一直不被重视。流风余波所及,以至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儒学世、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多无杨慎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