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

----更新时间:2022-05-29

曹汝霖(1876-1966)字润田,上海人,18岁时以第五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后就读于汉阳铁路学堂。1901年赴日留学,拥护君主立宪。1904年回国后在商部供职,后调入外务部。辛亥革命后任首届参议员议员、外交次长。1915年日本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二十一条”,曹汝霖以次长身份参加谈判。1916年任交通总长,其间多次向日借款充作军饷。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免去其职务,曹汝霖蛰居天津。抗日战争时期任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等职务。1949年前往香港,后至日本、美国,逝于美国底特律。[1]

人物生平

1901年赴日本留学,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共和革命。

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

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此后转入实业界,仍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

1927年任张作霖军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1942年3月,任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长。

1949年去台湾,1950年赴日本。

1957年迁居美国。

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1]

人物轶事

曹汝霖向来不否认其“亲日”立场。据他在回忆录中称,他对日本人的好感始于日俄战争期间。那时曹汝霖正在日本读书,亲眼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百废俱兴的景象和开战时日本人踊跃从军的场景,心中已将其视为中国今后发展的范本。而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可相互依傍。

日本人对曹汝霖的拉拢,始于战争结束后召开的东三省会议。会议主要就日俄战争后中日在东北的权益进行谈判,时曹汝霖已经回国,在商务部任职,作为袁世凯的助手参加了此次谈判。曹汝霖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但日本人却注意并开始拉拢这颗外交新星。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曹汝霖生平最受诟病的两件事——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均发生在此任期内。

1915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据《陆徵祥传》记载,曹汝霖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曹汝霖在自传中反驳了这种说法,说当时袁世凯举棋不定,要考虑之后再交各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之后,袁世凯逐条批示,吩咐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曹汝霖照办。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谈判时的情形:“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徵祥别号)总长,殚精竭虑,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同时,他指出在合约上签字的是总长陆子兴。

在《顾维钧回忆录》中,顾维钧曾如此评价曹汝霖:“我认识曹汝霖,并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订‘二十一条’时共过事。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

对于把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归咎于他,曹汝霖更觉冤枉。当时中国代表团代表为陆徵祥、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王正廷,曹汝霖并不在其列。段祺瑞事后曾说过是他连累了曹汝霖等人,把曹宅被冲击看作是项庄舞剑之举。

事发之后,曹汝霖等递交了辞呈,大总统徐世昌非但没有批准,还多加劝勉。但随着“五四运动”影响的扩大,迫于压力,最终罢免了曹汝霖等人的职务。此后曹汝霖避居天津,其实已经声名狼藉,就连他的子女,也受到了牵连。在北京读书的子女受不了同学的言语相继转学,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同学们也都不肯跟他同坐,下课后也不理他。[1]

相关事件

火烧赵家楼

1919年5月4日,学生队伍大约在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曹宅,人数因沿途散去,已不足五百人。当时学生将白旗纷纷投入曹家庭院,还有人用竹竿捣下房檐瓦片或拾起石头掷向窗口或屋中。

杨振声回忆,到赵家楼后,已有警察在保护曹宅。田炯锦也回忆说,当游行学生逼近曹宅大门时,有警察数人站立两旁,但态度非常和气,他们说,曹宅大门紧闭,大约主人不在,劝大家不必强求破门而入。

当然,警察说曹汝霖不在家是有意撒谎,其实不仅曹汝霖在家,就连章宗祥也在曹宅做客。原来,曹、章二人这天中午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当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时,有人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三点左右,两人回到曹宅。

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也来拜访。因为曹宅外已有警察保护,因而曹汝霖等人也不以为意,他们大概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所制止并加以驱散。

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曹宅门口,尽管警察已严阵以待,但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

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将手中的白旗等扔进曹宅。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突然,只听“哗”的一声,曹宅大门被打开了,外面学生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蜂拥而入。

据田炯锦回忆,学生们开始以旗杆捣门不开,乃捣屋瓦,并捡起瓦片向院内抛。不一会,有人从窗爬入,将大门打开。于是很多人纷纷跑入曹宅,警察们此时仍未干涉,只劝大家务必遵守秩序。

冲进屋后,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未对两人动手,而是继续寻找曹汝霖。但是,学生们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曹汝霖的踪迹。那这几人哪里去了呢?

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时逃出去了,事实并非如此。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当时仓促间躲进其妇及其女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并未细细搜查,进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这时,前来做客的章宗祥算倒霉了。由于章长得肥胖,又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痛殴了一顿(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铁杆敲了章的脑袋,后者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而散开,另一些人听了却纷纷赶来看,要证实这个消息。

趁着这个间隙,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将章宗祥连抱带拖出后门,并将章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随后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中江丑吉拼死护住,结果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据田炯锦回忆,章宗祥被打约半小时后,忽见有浓烟从曹宅内院上升,警察高声说:“怎么会放起火来,我们有责任维持秩序,对放火不能不管。你们赶紧走,迟则恐怕不能走了。”说罢,警察们跑进曹宅大门。

起火之后,大批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许德衍等32人。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曹宅已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曹汝霖及家人也都趁着火起时偷偷溜走。

“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可说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以前者论,确实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不过就后者而言,根据众多参与者的回忆,可能未必如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