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思想家,文学家)

----更新时间:2022-05-22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1]中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曾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人物生平

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1894年3月6日,回到绩溪随介如四叔读私塾。1899年,开始读《水浒传》等小说,随禹臣先生读私塾 [2]。

1901年,始读《纲鉴易知录》和《资治通鉴》,因读朱熹《小学》中引司马光论地狱的话,又读到《资治通鉴》中引范缜《神灭论》的话,受到影响,成为无神论者[2]。

1904年,入梅溪学堂读书,开始接触梁启超文和邹容的《革命军》。1905年,进澄衷学堂,读严复译《天演论》[2]。

1906年暑假,考取中国公学,兼任英文教员,为《竞业旬报》撰稿,学作诗。1908年,开始编辑《竞业旬报》(自二十四期),同时在《国民白话日报》《安徽白话报》上发表文章;9月,因中国公学风潮,部分学生另立新中国公学,胡适参与其事[2]。

1909年,《竞业旬报》停刊;11月13日,新公学与中国公学合并,因此失学,寄居在上海。1910年2月,由王云五推荐到华童公学教国文;3月22日,辞去华童公学的职务;7月,赴北京参加留美考试,国文得一百分,以第55名被录取;8月16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留学;9月,到绮色佳进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2]。

1911年,完成《康乃尔传》,作《言字解》。1912年春,进入康乃尔大学文学院;12月27日,担任康乃尔大学大同会支会主席。1913年,担任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与、胡达同被推举为最有名誉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斐贝卡拔(PhiBetaKappa)的会员。

1914年2月,得学士学位;4月1日,受留美学生会会长郑莱之聘,任该会哲学教育群学部委员长;5月9日,以所作《论英诗人卜郎宁吟之乐观主义》一文获卜郎宁奖;5月20日,辞去世界学生会会长职务[2]。

1915年;9月20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11月,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初试”;同年,《非留学篇》刊登于《甲寅杂志》[3]。

1916年,开始试作白话诗;8月19日,提出“新文学之要点”。1917年1月1日,《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新青年》二卷五号;4月17日,完成博士论文;5月22日,进行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口试;5月23日,改定《先秦诸子之进化论》;9月10日,到北京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2]。

1918年4月,《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发表在《新青年》四卷(四号);同年,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科教授会主任等[2]。

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20日,北京大学开学,代理北大教务长;同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2月,《尝试集》出版;7月27日,完成《〈水浒传〉考证》,这是他第一篇重要的小说考证[3][2]。

1921年3月27日,写成《考证》初稿;5月21日,与等人讨论组织“努力会”并起草章程;年底,《胡适文存》由出版。

1922年3月21日,《国学季刊》编辑部成立,任编辑;5月7日,《努力周报》创刊;5月14日,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在《努力周报》第二号;9月25日,出席教育部召集的学制会议;10月11日,以北京教育会代表身份参加在济南召开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会议期间被推主拟学制草案,此案由总统教令公布施行[2]。

1923年1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4月1日,在《读书杂志》第八期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2]。

1924年7月3日,写信给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张国淦,就北京警察机关禁售《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的问题提出质问;同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2]。

1925年1月,参加“善后委员会";2月13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知胡适,推他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4月,中华全国村市建设协会聘胡适为哲学顾问;8月31日,写成《爱国运动与求学》,发表在《现代评论》二卷三九期[2]。

1927年2月4日,到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手续;6月,被选为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基会的董事;同月,与徐志摩等在上海龙华路开办新月书店;8月,受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4]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出版;4月30日,接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并兼文理学院院长;5月4日,在上海光华大学演讲《五四运动纪念》;5月15日,在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12月,论著《白话文学史》由新月书店出版;同年,任中国公学校长。[4][5]

1929年1月19日,到北平,被选为北平协和医学校董事;3月,写成论著《中国公学校史》;同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政论文《人权与约法》,标志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政论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3]。

1930年,与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论著《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1931年1月,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胡适为文学院长;10月,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并担任会议主席。[4][6]

1932年1月12日,林森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发聘书,聘胡适为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1月23日,复聘胡参加国难会议;5月22日,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6月2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致函,聘胡适为该院哲学史学部通讯委员;7月3日,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杂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提倡“巴斯德精神”;7月10日,在《独立评论》第八号上发表《所谓教育的法西斯蒂化》;11月28日,被全国经济委员会聘为该会内的教育专门委员会委员;12月6日,在长沙中山纪念堂讲演《我们所应走的路》,提倡“学术救国”;同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4][6]

1933年1月9日,成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员;1月19日,被聘为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1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聘胡适为执委会主席;2月19日,发表论文《民权的保障》,公开指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把民权保障作为政治问题而不是作为法律问题看待;同月,退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月16日,在《独立评论》第四十六号上发表杂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表示情愿亡国,也不主张作战;4月19日,应邀与蒋梦麟、丁文江同至北平军分会与何应钦商谈华北形势;4月25日,被国民政府聘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6月18日,由上海登轮赴美,经美至加拿大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7月,在芝加哥大学讲学一个月,讲题为《中国文化的趋势》,结束后讲稿汇编成册,由芝加哥大学出版,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7月14日,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聘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9月,自传《四十自述》出版;11月19日,在《独立评论》第七十七号上发表论文《建国问题引论》,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革命;12月3日,《逼上梁山》脱稿,这是补写《四十自述》的一章,此后该书没有再续写下去。[4][6]

1934年5月18日,在《独立评论》第一百零三号上发表论文《信心与反省》,后又接连发表《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主张中华民族信心要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8月17日,完成论文《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指出教育的失败是因为当时还不曾真正有教育,救济教育的失败,就是在最短年限内普及初等义务教育;8月25日,参加“平民教育促进会”第十周年纪念会。[4][6]

1935年1月5日,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5月5日,发表杂文《纪念“五四”》一文;一周后,发表再论五四运动的论文《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6月22日,完成论文《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9月7日,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11月19日,出席宋哲元举行的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谈话会,表示反对“冀察特殊化”;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先后发表论文《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和《再论学生运动》,赞赏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反对学生罢课。1936年1月14日,参加由蒋介石召集的平津各校代表集会;8月,在美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被选为该会副会长。[4][6]

1937年4月8日,在北平大学女子学院演讲《治学方法与习惯》;4月29日,在上海出席中基会预备会议;5月3日,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6月20日,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参加准备出席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的第一次集会,被推为主席;7月11日,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南京政府组织国防参议会,聘胡适为参议员;9月,接受蒋介石委托,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身份赴欧美作国民外交工作;9月26日,在旧金山对华侨演讲《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10月1日,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演说《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4][6]

1938年6月,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出任驻美国大使;9月17日,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10月27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国书;12月4日,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首次公开提出“苦撑待变”的观念;12月15日,在中美桐油贷款协议签字。

1939年4月19日,谒美国总统罗斯福,谈中立法案事;6月6日,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6月13日,接受芝加哥大学名普法学博士学位;10月30日,在纽约美图中因协会演讲《我们还要作战速求卓超坚守自由下去》;12月5日,在纽约市政协会演讲《中国目前的形势》;12月29日,在华盛顿美国历史学会讲《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一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冬,在美国各学院联合会演讲{世界战争与未来的世界秩序》。

1940年3月5日,在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国际关系研究所演讲《远东和世界将来的和平》;4月24日,协助中美签订滇锡贷款协议;10月24日,对全美广播《挽教在中国的民主》;11月28日,在纽约市参议会演说《我们需要的是哪-种世界秩序》。

1941年11月10日,谒罗斯福总统,谈远东局势;11月25日就,日美临时安协方案中损害中国的内容向赫尔提出抗议。1942年3月,在华盛顿演讲《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及《我们的共同战斗》;4月20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讲演《中国在日前世界斗争里的地位》;5月4日,在华盛顿向中国国内发表《五四广播词》;9月8日,交卸驻美大使职务,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10月,应哈佛大学之邀,演讲《中国历史文化》;同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春,受芝加哥大学聘,为该校讲学;9月起,到陪佛大学讲学八个月,题为《中国思想史》;12月17日,与张伯苓等21人发表联名宣言,要求盟国临改战略,采取有效军事行动,在中国战场打击敌人。

1945年3月27日,担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8月24日,发电给毛泽东(由王世杰代转),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党;8月30日,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于11月1日在伦敦开会的中方出席代表之一,参与制订该组织的宪章;9月3日,推定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返国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务;9月6日,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46年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0月10日,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善未易明,理未易察”;11月15日,出席制宪国民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大会,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名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530章》的提案。

1947年2月1日,为沈崇案出庭作证;5月,邀北大、清华等校一些教授组织“独立时论杜”,议论国内外政治问题;8月1日,在北平广播电视台发表讲话《眼面世界又化的趋向》;8月24日,在《大公报》发表论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9月28日,论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发表在《大公报》上;10月10日,在平津六科学团体联合年会上讲演《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10月15—17日,在南京出席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改会议,拟定院士选举规程及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名单;10月27日,在上海对记者谈话,就美国海军部将“沈崇案”主犯皮尔逊判决无罪释放一事发表看法;12月12日被聘为中美教育基金会顾问,并主持其事;12月14日,在南京出席中基会董事会议。[4][6]

1948年3月25日,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人文组院士;3月29日,出席第一用国民大会第一欢会议,任大会临时主席;4月19日,应邀在金陵女子大学座谈“大学教育”与“中国出路”问题;8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9月4日,在北平电台广播演讲《自由主义》,同月,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10月20日,在浙江大学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2月13日,写成杂文《北京大学五十周年》;12月17日,在南京中研院内主持北大校庆纪念会。[4][6]

1949年1月15日,被聘为“总统府资政“;4月6日,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国政府的介入,在海轮上写成政论文《自由中国的宗旨》;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共24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而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11月20日,与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任发行人[7][4][6][7]。

1950年5月14日,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管理员,为期两年;12月4日,在加州大学发表演说,题为《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存在价值——在中国思想与文化中哪些东西是不会为共产主义所摧毁的》。

1951年7月,去绮色佳访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院长迈耶斯,商谈与台湾大学农学院与之合作的事;8月11日,致信《自由中国》杂志社,声称该杂志的言论受到军事机关的压力,表示抗议,指出不再担任发行人。

1952年2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类科学文化史编辑委员会委员;4月29日,在“中国知识分子救济会“演讲《在铁幕后痛苦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夏,普林斯顿大学聘约期满,改聘为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荣誉主持人;11月19日,应台湾大学及台湾师范学院之邀,到台讲学,其在台讲学的内容后由《自由中国》杂志社编辑成《胡适言论集》,分甲乙两编,由华国出版社出版;12月1日起,在台湾大学演讲《治学方法》。1953年1月17日,离台回美,辞去教职,专心著述。

1954年2月18日,为参加“国民大会“二次会议返回台湾;3月25日,代表大会向蒋介石致送“总统”连任证书;7月16日,台湾当局聘胡适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4][6]

1955年,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胡适思想批判》,胡适住在美国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

1957年2月4日,出席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三位科学家的欢迎会;9月26日,出席联合国大会;11月4日,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举,由蒋介石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4][6]

1958年4月10日,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主持第三次院士会议,自此,因多次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经济关系,将《胡适文选》及《胡适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卖与出版公司;4月18日,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主张;5月7日,在台中东海大学演讲《谈谈大学》;同月,拟定“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6月5日,在台湾大学法学院演讲《大学的生活》。[4]

1959年2月1日,“中研院”评议会与“教育部”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组织章程”,即日成立该委员会,胡适任主席;3月12日,完成杂文《容忍与自由》;7月1日,主持“中研院”第四次院士会议,选举新院士袁家骝杨联升等九人;7月9日,接受夏威夷大学颁赠的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7月16日,在该校演讲《杜威在中国》;10月21日,出席“立法院”预算、教育两委员会联席会议,说明长期发展科学的计划;11月1日,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1月11日,在工程师学会年会上讲话,呼吁工业界人士参加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的工作。[4]

1960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违背台湾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同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中正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4]

1961年1月19日,主持“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月,参加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时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8月27日,主持“中研院”评议会,选出院士候选人十人;11月6日,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邀请,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引发争议;同月,病情恶化,至台湾大学医学院疗养。[4]

1962年1月,胡适从台大医院出院。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开酒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胡适去世获得哀荣。[3]3月1日蒋介石前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主要作品

著作书籍

校辑翻译

文章期刊

胡适全集

主要成就

学术成就

首先,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他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并发表了《说儒》,这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他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8]

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顾颉刚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

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

文学成就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后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大旗,由此二人成为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堪称开路的先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胡适所发起的文学革命,包括诗歌、戏剧、小说几个方面。

诗歌

胡适出版了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他在语言、形式、诗体、风格等方面展开了自己的白话诗尝试。这是一场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经过几十年的演进,汉语抒情诗的本文结构形态发生了整体锐变,而这一切就始于胡适的《尝试集》。

在意象上,胡适开始根植于思想、制度、精神、技术等抽象层面,使得创造出的意象不再具象,而是抽象意象;同时,胡适开始注重意象的描写对思想、语言、结构和声律的影响,因此,胡适在传统意象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不同于既往的内容。

戏剧

戏剧方面,不仅与罗家伦合译了易卜生的《娜拉》,而且自己创作了戏剧《终身大事》。胡适的戏剧翻译和创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译使胡适吸取了外国戏剧的养分并创造出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话剧。

胡适戏剧改良思想的观点来自于他对文学革命的思考。他认为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就难以表达含义。之后,他又指出,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当工具僵化之后,必须更新换代,这就是“文学革命”。而中国文学史上的几番革命,在他看来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需要的,正是用白话代替古文、新剧代替旧剧、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胡适对于戏剧改良的思想,其关注点在于戏剧文本、思想,而非舞台呈现、表演,不是疏忽遗漏,而是刻意为之。

小说

小说方面,虽没有创作,却翻译了一些西方短篇小说。他在《短篇小说》“译者自序”中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个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胡适后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文学改良刍议》主要着重于破坏,从建设的角度讲,文学革命需要注重的两点,其一便是方法,而这就需要向西方学习,包括西方短篇小说的翻译。

在胡适看来,“小说之宗旨有二:一以娱人,一以淑世。无论娱人淑世,小说之法不出两端:一在状物写生,一在布局叙事,吾国小说盖以状物写生胜,西方小说则兼二者之胜。今当以西方之结构,补吾之不足。”学者邹新明认为,胡适留美期间对西方短篇小说的阅读和翻译,是其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的重要源泉。

此外,胡适还在文学理论上作出贡献,写就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风格的文学史专著《白话文学史》。[9]

教育成就

胡适曾执教高校,高徒中包括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等。[9]其中顾颉刚还表示他的整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水浒传考证》一文看来的。

此外,胡适还注意帮助同侪、提携后进。林语堂在其留学期间,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陈之藩与胡适为忘年之交,赴美留学得到胡适赞助。致胡适信件收入《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季羡林虽不是胡适的学生,但归国初期也受到胡适提拔。[10]

思想主张

政治主张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他从“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他的自由主义的友人(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时期都一度发生了动摇,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以后再建立民主不迟。在争论中胡适不肯退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

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10]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迁台后,1949年11月20日,胡适与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了宣扬民主自由创办《自由中国》杂志[7],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杂志连续出版了10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最重要的言论刊物,是传播民主思想的堡垒。杂志的后期转向了反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社长雷震以杂志发声,筹备成立反对党参政,终于因此而惹祸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诬陷入狱(雷震事件)。但《自由中国》推行胡适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影响到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播种者。

实验主义

胡适师从美国“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实验主义的精神,很有建设性。

胡适强调做学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他本人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注重的后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学,研究国学,研究治国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谨慎。

实事求是,不是避开事实问题而去谈理想主义,不是抛弃现实问题而去重建社会。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这是胡适的实验主义。

自由主义

对于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不要轻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的正确。胡适要告诫的容忍异己的声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这样社会才会真正的自由。

胡适的自由主义,不仅仅在于人要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适或许更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党派的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这个社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治理想,这个社会也允许你是无神论者,当然也允许你有宗教信仰。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

大同主义

胡适认为,法律应该对任何人都有约束的。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两步。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叫喧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不幸的。”

胡适在一个最现代化国家的黄金时代中摸爬滚打,浸淫在规范化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很快他就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所以胡适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思索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应该拥抱世界。

乐观主义

胡适不提倡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

“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中西论战

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后,引起的最大浪潮就是“中西文化论战”。胡适在《文星》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提出回到“五四”的命题,中国要发展科学,必须要面对中国文化中的缺点。胡适认为中国文化中不具备发展科学的精神基础,他批评中国文化“没有灵性”或少有灵性。[11]

容忍与自由

胡适认为容忍是每一个人的事,是每一个人的克己功夫,他着重的是每一个人的态度问题、心理问题。

他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举例:加尔文等人进行宗教改革,因为他们不满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不自由。但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后,加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他却把有独立思想、批评加尔文教条的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烧死。

中国历史也有例证:一般认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可在动荡时期,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手中也握有生杀大权。我们一般不会想到中学生是有权势的人,可在一个时期,中学生们手拿皮带,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他打死,即便他以前是权倾一时的省军级。

这些事例说明: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容忍”的魔鬼。这个魔鬼一旦和权力结合,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兽。

当权者要容忍

胡适晚年讲,“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有特殊的目的,这是对当权者蒋介石提出来的,强调拥有权力的人要更能容忍。这里含义很深,如果拥有权力的人不容忍,对自由的伤害会很大。当权者要给思想、言论自由留出生存空间。[11]

晚年忏悔

胡适的思想就是倡导民主与科学。1927年,他写《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持肯定态度。1949年去了台湾的周德伟把《通往奴役之路》介绍给殷海光与胡适,由殷海光翻译并在《自由中国》上连载,此举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反思。胡适晚年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他就认为社会主义的倾向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间有冲突,于是开始公开地忏悔,甚至清算自己过去的思想。这和上世纪50年代大陆形势有关,同时他也受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影响。[11]

家庭生活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在宁古塔时为正二品镇守宁古塔将军容山和三品卿衔吴大澂幕僚,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逝于厦门。[12][13]

母亲: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胡适在《四十自序》中描写母亲的订婚过程和丧夫后打理家庭、培养儿子的故事。

妻子:江冬秀,其与胡适的婚姻是由胡适母亲冯顺弟一手包办的。在胡适13岁时,随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读书,临行前他的母亲为他订了婚。未婚妻是旌德县的望族江家的小脚千金江冬秀。1908年7月,已在上海“作新民”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拒绝回家完婚,语气悲愤,信中有言“男手颤欲哭,不能再书矣……”,末尾再署“儿子嗣穈饮泣书”。

从订婚到结婚的15年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见过面,但有通信。顺从、抗拒,遐想、疑虑、矛盾、随缘,他在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里徘徊,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没有推翻这门婚事他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34年诗人梁宗岱与发妻离婚事件中,他就始终站在女性一方他性格中积极的一面开始登场。他要江冬秀放足,要她读书识字并给自己回信,期待“他年闺房之中,有执经问字之地,有伉俪而兼师友之乐”。

但很快,他放弃了对江冬秀的文化要求。随着阅人历事,他认清了一件事:“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行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对于江冬秀拙朴的家书,他持鼓励态度。有一次,胡适在回信中道:“你这封信写得很好,我念了几段给钱端升、张子缨两位听,他们都说胡太太真能干,又有见识。你信上说,‘请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有主张。你大远的路,也管不来的。’他们听了都说这是很漂亮的白话信。”

长子:胡祖望,早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入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

女儿:胡素斐,早夭。

次子:胡思杜,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反右派中自杀身亡,遗体不予保留。胡适墓旁有其衣冠冢。

孙子:胡复,是胡祖望与曾淑昭之子,生于1955年,名字为胡适所取,为收复中华,复兴中华之意,197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后任美国劳工部争议司司长。

轶事典故

交往鲁迅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与鲁迅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商定稿件,又书信往来,互借图书资料,关系颇为亲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杂文中,称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尝试”者,胡适的日记“一定该好得多”。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著后,鲁迅赞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信)但后来因为胡适主张青年学生埋头读书,少参与政治,加之与新月派文人陈源、梁实秋等的争执,以及胡适宣扬“好政府”主义,又受到逊位的皇帝溥仪、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的“垂询”,鲁迅遂与胡适分道扬镳。

从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中期,鲁迅对胡适成见日深,写了不少讽刺、批评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学家鲁迅与右翼文化泰斗胡适,势不两立、水火不容。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由扬而抑,由赞誉而至讽刺、排斥,连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后来都指为“也不见得好”了。

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胡适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称“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时的胡适对鲁迅推崇备至,几乎把短篇小说的创作成绩归于鲁迅。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抨击以至谩骂,胡适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气,不急,不理会。迄今为止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当鲁迅遭到无端谩骂、人身攻击时,胡适却为鲁迅辩诬、主持公道。

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对鲁迅大肆攻击。她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批评她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告诉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梁胡关系

胡适十八年之后进入这一个潮流,他更容易推动这一个求变的巨轮。但是后来者需要更多的条件,正好胡适是欧美回国的留学生,所以在他领导下的求变运动更具狂的意味。结果梁启超被抛掷在后面,胡适显得更为突出。这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写照。然而我们不可忘了梁已完成先驱者的使命。

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应该可以认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承先启后范例。梁胡相同之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条件,不同之处正可见出时代在迅速的蜕变中。[14]

学潮观点

胡适先生对学生罢课的态度是选择镇静主义,劝说学生安心学习,不要干政。他的观点如下:

1、近现代中国一直面临日本军事压制和威胁,在国家的军事实力上,理性的胡适认为中国决不具备对日作战的能力,倘与日冲突无异于以卵击石。学生惟有冷静镇定,坚苦学习的选择。清末民初的中国军力孱弱,要对付倭寇,实在希望微茫。当时平心静气地看,中国与日本实力有着宵壤之别,空喊作战,又有何益,主张镇定,这是他的理性主义态度使之然。

2、一个国家真正之覆亡不在于军事之失败,而在于文化学术之灭亡,为了避免国家灭亡,我们应努力致力于国家的文化学术事业。

3、罢课游行、请愿示威、通电宣言、标语口号,纯系一时情绪的渲泻,于实际的政治无益,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这些政治冲动妨害了学生的锻炼成材。

驻美大使

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发起建议应该派三个人同时出任日本驻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适的能力。三个人分别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右。其中鹤见为文学专家、石井是经济专家、松冈则为雄辩家。[15]

提名诺奖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数据库,胡适曾于1939年和1957年分别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害怕太太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是属兔子的,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上有“PTT”三个字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讲演胡说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第一红娘

胡适有“民国第一红娘”之誉,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属数不胜数。他喜欢看到青年人相恋、结合,并主持过150多次婚礼。这150多次证婚,从已知的记载来看,大多为胡适同辈友人、晚辈学者,成就的多是学界伉俪;婚礼地点也大多为中国国内。而有一桩胡适在美国证婚的婚礼,且有婚礼现场照片存世,却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过。《胡适日记》1939年5月12日这天,记载了他在美国的一次证婚。他写道:今天本馆秘书游建文君与张太真女士结婚。张女士是张履鳌先生的女儿,与上海剧团同来,我病在纽约时,他们正在纽约演戏,故建文与张女士常相见,以后就订了婚约,我给他们证婚。

结识希逋

二战结束后,陈寅恪北京大学推荐季羡林担任教授,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之等人欣然接受,于是季羡林顺利进入北大,和胡适结识。虽然在学术辈分和社会地位上,两人尚有差距,“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16]

情感经历

胡适是民国少有的终身仍与包办婚姻原配一起生活的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张爱玲在纽约初见胡适和江冬秀后写道,“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韦莲司:共穿幽径趁溪斜

1910年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青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结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从此,韦莲司小姐成为与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红颜知己。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胡适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他俩月下散步,湖边谈心,尺牍传情,双方都深深地欣赏,爱慕对方。韦莲司的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着胡适,两人在朝朝暮暮的叙谈中品诗论文。韦莲司是搞艺术的,正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胡适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所以他们之间谈论艺术、谈论天下国家的大事,渐渐地感情越来越深。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起,两年写给韦莲司一百多封“情书”。后来因为胡适已经与老家的江冬秀订婚了,母命难违以及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国通婚,他们最后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17]

曹诚英:烟霞洞里的佳人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包办婚礼上。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时他们都没想到,这次婚礼上的邂逅,注定了他们后来漫长的苦涩恋情。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曹诚英。这次胡适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性进步。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诗中暗喻曹诚英为恋人使他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之后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复会,胡适回上海出席。此间两人书信不断,胡适也缠绵于曹诚英的绵绵情意之中。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在这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是“驱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胡适诗《秘魔崖月夜》)。[18]

徐芳:上海的罗曼蒂克

民国时期才貌双全闻名的才女徐芳,清著名科学家徐寿的曾孙女,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农工商督办徐建寅的孙女,她把初恋的全部真情都给了胡适,但胡适只将她当作学生。

北大那些年,各路爱慕者写给胡适的信足有两大箱,搬家时胡适要扔,江冬秀都保留下来。有一天,江冬秀整理信件时发现了北大女诗人徐芳写给胡适的“情书”。江冬秀写信给胡适:“我算算有一个半月没有写信给你了。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我这两个月来,拿不起笔来,不过你是知道我的脾气,放不下话的。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的先生(Mr.Charming),此人是哪位妖怪?”胡适回信说:“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19]

后世纪念

绩溪故居

故居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上庄村,为两进三间砖木结构楼房,始建于1897年,是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筑,占地面积1100多平方米。大门前是用鹅卵石铺成的院落。大门用水磨青砖净缝砌筑,门的上方有四块砖雕装嵌,五飞砖之上是瓦顶,东西两端发戗翼腾,线条明快活泼。前檐墙的檐下两角,用墨、赭两色绘以山水花鸟,简洁雅致。

故居内部装饰以隔扇、窗栏、撑拱和雀替为主。与一般民居不同的是隔扇、窗栏的兰蕙图采用平地阴刻技法。故居分前后两进,中以户牖相隔。当年胡适和母亲冯顺弟便住在前堂西房,与西房相通的厢房是胡适念书的书房。胡适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故居内现陈列着胡适生前的部分著作,书信手稿以及有关介绍胡适的文章。故居于1987年对外开放,1998年被列为安徽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故居

故居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320弄,1926年5月间,胡适在租了该幢洋房。当年楼下是客厅、厨房、餐厅和卫生间。楼上大间是胡适和夫人江冬秀的卧室,旁侧小间是胡祖望胡思杜的卧室,另一侧是胡适的书房。胡适在上海寓居时,接受光华大学教授聘任,同时又与徐志摩、梁实秋、邵洵美等筹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

台北墓地

胡适墓地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面积达两公顷,由台北南港当地士绅李福人捐献,墓志铭由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家王壮为书写,其内容为: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胡适生前留下遗嘱,死后遗体火化,家人按照胡适遗愿,把胡适遗体火化后,埋葬在这里。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陵谷也会变易,但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相关奖项

胡适暨自由主义研究奖学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为鼓励国内硕、博士学生研究胡适,培养以胡适、自由主义暨相关主题之学术人才,自2012年起,设置“胡适暨自由主义研究奖学金”。以胡适、自由主义暨相关主题之学位论文,毕业五年之内,皆可申请。

胡适奖学金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自2016年开始合作设立“胡适奖学金”,奖励包括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学科在内的胡适研究学位论文。首届颁奖典礼于2016年12月17日在胡适纪念馆举行。首届获得者为席云舒、张书克、林建刚。[20]

人物评价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徐宗勉: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21]

蒋介石: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6]

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22]

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季羡林: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8]

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张中行: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

文学家梁实秋: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23]

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①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②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9]

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章太炎:“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文学家,思想家鲁迅:①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②对于《新青年》时期的胡适,鲁迅持肯定态度。他说:“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并坦言“我佩服陈胡。”[24]

历史学家,文学家李敖: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记者,学者熊培云: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的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9]

艺术形象

影视形象

电视剧

电影

美术形象

油画《北大钟声》。作者:沈嘉蔚。该画又名《宽容》,由当时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收藏,是第一幅描绘五四时期代表性知识分子的群象作品。画中胡适位于中间偏左上的位置,手举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油画《胡适》。作者:李正天。该画创作于2009年。

除以上两幅外,还有如《陈独秀和的编辑们》等画作。

人物争议

思想争议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胡适的思想不仅受到了他的对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旧,甚至学生也都向胡适一齐开火。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文章批判了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的主张是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

1951年8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师生召开“控诉会”,俞平伯顾颉刚朱光潜等胡适的同事、学生都作了批判性发言。

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对胡适思想的质疑之声便已存在,例如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积极推动的作用,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证的老路。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中国十大诗人之一,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称文学革命,曾与当时众多学者提议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胡适到北大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等)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左”倾思潮在1920年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但胡适的思想还是在当时不少“左”倾青年的心中留下种子,几十年后又奇迹的出现。在王元化李慎之舒芜几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向胡适”的信息。

学位争议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研究》共有六篇,分别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谈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往来书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篇,是余英时为2004年公开出版的《胡适日记全集》序文,占去了全书内容大半。与其他研究胡适的著作不同的是,余英时以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到晚年1962年的日记、书信为基本史料,旁征博引,将围绕胡适本事中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一还原。

在胡适本事中,关于胡适博士学位的真假,一直有争议。1919年,当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昔为好友,今为仇雠”的梅光迪,就对胡适是否该称为“博士”提出质疑;其后,做过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也对胡适的博士学位提出同样的质疑。他在《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注释中,推断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结果是“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因而迟至1927年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满足了这两项要求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唐德刚的这一注释,后来多为研究胡适的学者所尊奉,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也由此产生。

余英时通过校勘这一时期胡适的日记,比照其他史料,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是货真价实的。他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足以致疑的证据,唐德刚先生的‘论文口试’为‘大修通过’之说,仍然是个‘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