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更新时间:2022-07-04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1992年6月21日),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李家大屋。9岁读私塾。12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1927年11月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指挥领导工作,参与长征。80年代后,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务。

李先念于1992年6月21日逝世,享年83岁。[1]

人物生平

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1927年11月,率领本乡农民参加黄麻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秋,率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

1929年10月,起调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秋,任红四方面军第11师33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

1932年7月,任11师政治委员,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中,他与师长倪志亮指挥所部在枣阳新集和土桥铺地区冲破国民党军围攻堵击,为全军打开通路。同年12月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

1933年5月,在反"三路围攻"中的空山坝战斗中,率所部切断国民党军退路,为方面军夺取反围攻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7月任红30军政治委员。10月在宣达战役中,率该军一部,奇袭达县城,歼灭守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1934年8月,方面军反"六路围攻"作战转入反攻时,他坚决支持和执行徐向前大纵深迂回的正确决断,同兄弟部队一起在黄木垭(猫垭)地区围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3月,指挥所部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后,随方面军主力长征。5月奉命率方面军一部由岷江地区西进,以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今小金)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与代军长程世才指挥包座战斗,以围点打援、分割围歼、速战速决的战术,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49师,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指挥红30军在靖远县虎豹口(今河抱口)突破黄河天险,继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11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他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30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国民党军浴血奋战。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指挥。面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困,率余部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历尽艰辛,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中共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7年底,到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1938年,调任中共豫鄂边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部长。

1939年1月,任新四军豫鄂边独立游击大队(后为挺进支队)司令员,率领160余人进入豫鄂边地区,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所部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任司令员。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两大力量的夹击下,他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挫败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反共高潮中对边区发动的进攻,坚持了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斗争。

1941年2月,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确定坚持鄂中、豫南基本区,巩固襄(河)西,发展鄂东、鄂皖边的方针,指挥部队跳跃回旋,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并开辟了鄂皖边,打通了与第7师的联系。同年12月,他抓住战机,指挥主力一部发起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巩固和扩大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1942年12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5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打破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

1943年1月,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他主持召开的区委扩大会议,正确解决了军队与地方、军力与民力、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符合时局发展的决策,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对于这个时期的军事斗争,中共中央华中局嘉奖5师"发展工作第一,独立作战第一",灵活地执行攻守策略,充分利用了敌顽矛盾,使自己得到生存和发展。

1944年,指挥5师及边区地方武装,以鄂豫皖边为中心向南、向北展开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后相继派兵到淮北、湘北、鄂南地区发展,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同年10月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军的军事进犯,率部参与发起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时,任中共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6万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斗争。

1946年1月,先后在汉口、宣化店,协助周恩来等与国民党代表就中原停战问题进行谈判。6月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调集30余万兵力分4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时,根据中共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他审时度势,及时选择突围方向和时机,在敌军发动总攻前夕,指挥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分两路突围,实行战略转移。他与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右路突围部队秘密撤离宣化店地区,越过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继而冲破国民党军在天河口、苍苔、丹江、南化塘等地的重重追堵合围,历尽艰险,终于胜利到达陕南,率部发动敌后游击斗争,创建豫鄂陕边区根据地(见中原突围)。9月底奉命回延安,继续指挥中原军区部队的作战。

1947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8月率野战军第12纵队进入大别山,与刘邓大军会师,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1948年5月,任重新组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1949年5月起,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在此期间,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协助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经济工作。

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83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

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病逝。[2]

主要贡献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同志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大革命影响下,他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农动。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李先念同志就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同志一直从事军事斗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他骁勇善战,功勋卓著,在重大历史关头不怕牺牲、勇挑重担,敢于斗争、屡建奇功。

1927年,李先念同志率领农民武装参加著名的黄麻起义。随后,他随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先后参与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磨练中成长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他受命指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率先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同志详细汇报了川西北形势和红四方面军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同志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率先遣军和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贡献。会宁会师后,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西路军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西路军余部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疆,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同志是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受党中央重托,前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区,开始了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历程。他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先后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五师,开辟并发展起鄂豫边区这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不失时机发展壮大人民力量,领导创建了拥有1000多万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拥有5万余人正规部队和30余万民兵的武装力量,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中原军区成为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的首要目标。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沉着果敢,机智灵活,指挥6万中原军区部队突破30万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并亲自率领北路突围部队转战千里,在战略转移中创建了豫鄂陕边区根据地。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显示了他统帅大兵团同强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他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之后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斗争和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李先念同志是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26年,长期分管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倾注了大量心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省,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1954年,李先念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务,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强调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确保国家重点建设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建议改善财政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党的八大前后,他支持防止急躁冒进的正确意见,强调“财政、信贷和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参与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为保障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受到错误批判。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努力协助周恩来同志维系国民经济运转,为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打开外交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期间,他积极配合和协助,为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付出了大量心血。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作为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他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倡导解放思想,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李先念同志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务实果敢的作风为实行和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不要滥用行政方式,充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强调“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他十分重视在改革开放中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强调“把经济的发展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劳动者经常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妥善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他经常去各地考察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情况并给予指导。他出访20多个国家,向世界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开展调查研究,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为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为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先念同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统一大业殚精竭虑,奋斗到最后一息。[3]

社会评价

李先念同志的崇高思想风范是激励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缅怀李先念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崇高品德、高尚风范,使之成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信仰坚定、始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品格。李先念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抱有必胜信念,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毫不动摇、毫不退缩。他一生遭遇许多险境、逆境、挫折,始终坚韧不拔、乐观向上、英勇斗争。他说:“革命军人要坚决与勇敢。对革命决不动摇,对敌人决不投降。头可断,真理不可丢,这是我们的美德。”“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具有对崇高信仰的坚定性,“才能保持永久的热情和毅力,才能迸发出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孕育和繁衍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土地,产生无限的热爱和血肉相关的情感”。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勤于和善于学习、坚持群众路线、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优良作风。李先念同志出身贫寒,只念过3年私塾,是在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说:“我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什么工作方法,指挥水平,领导艺术,都是学来的。”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是他的鲜明特点。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是他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期都必须依靠群众,一切工作都必须将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为此,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交朋友、谈心,了解他们的基本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解决他们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同志每到一个地方,总能扎下根来,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创建起根据地,开创出新局面;在领导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期间,总能及早发现问题,向中央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冷静观察和正确判断形势,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他提出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坚持党性原则、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李先念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说:“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是全党力量的成功,也是全体干部与群众力量的成功,决不是个人力量的成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事业,当成自己私人的家当。”他具有极强的大局观念,强调“凡是对全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要勇于承担义务,坚决去办,而且一定要办好。凡是对全局不利的事情,即使从局部来看是必需的、有利的,也决不能办”。他把为维护全局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看作是党性的体现,他说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李先念同志始终自觉维护团结、遵守党纪。他说:“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始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复强调“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该有‘山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提拔干部只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决不允许搞歪门邪道”。他作风民主,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善于营造使人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的氛围。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李先念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表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家,必须永远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把为人民服务,把改造客观世界,当成自己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他把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人生座右铭,经常说“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他经常叮嘱家人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对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