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中国文学家,历史学家)

----更新时间:2022-05-24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一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出生于四川乐山,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在文学方面,被官方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列为“鲁郭茅巴老曹”的第二位。生平著作超过百万字,集结为《郭沫若全集》38卷,分为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

人物生平

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

1906 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

1909年秋,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1910年春,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但受到处分。

1911年清帝退位后,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但并未就学;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 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

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同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1925年,历史剧《聂嫈》、论著《文学论集》、组诗《瓶》发表。[1]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6年7月,郭沫若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历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

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缉,随即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

1929年,创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作者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确认殷代是氏族社会的末梢,西周是发展到奴隶制度的社会;同年,翻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2]

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1931年,完成论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其中,《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包含了关于韵读、诠解字词、行款及释读方面的研究;同年,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俄国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3]

1932年,完成论著《金文丛考》《创造十年》。1933年,完成论著《卜辞通篡》《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其中,《卜辞通纂》是综合性的关于甲骨文字的作品。[3]

1934年,完成论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其中,《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按西周分代、东周分域的方式收录了三百多篇铭辞拓片和摹片,这是标准的史料整理和著录;同年,翻译《生命之科学》《日本短篇小说集》。

1936年,完成历史小品集《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德国席勒《华伦斯太》。1937年,完成论著《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7月,抗日战争爆发,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11月27日,因上海失守而离开上海,到香港、广州活动。[4]

1938年4月,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同年,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9年,论著《石鼓文研究》出版,该作品搜集《石鼓文》拓本复原和考释《石鼓文》的十首四言诗,考证出《石鼓文》的产生时间是秦襄公八年。[3]

1940年4月,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延光四年汉墓;9月,辞去三厅厅长职务,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1月,任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1年,完成论著《五十年简谱》;12月,写成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该剧突出了反对暴政,团结御侮的主题,鞭挞了秦韩狼狈勾结,歌颂了除暴牺牲的爱国志士的英雄形象。[4]

1942年1月,完成历史剧《屈原》;2月,完成五幕历史剧《虎符》,该作品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塑造了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同年,完成历史剧《高渐离》《孔雀胆》与译著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同年,创办群益出版社并主编学术刊物《中原》。[5]

1943年,完成历史剧《南冠草》,该作品讲述明末夏完淳抗清事迹。1944年春,完成论著《甲申三百年祭》,作品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5年,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同年,论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出版;夏,离重庆抵上海,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同年,论著《历史人物》出版。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1949年3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建国前夕,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0月19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6][7]

1950年3月,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究研会理事长;5月,任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8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11月,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1年2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2月 ,获前苏联“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

1952年2月,论著《奴隶制时代》出版,该作品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同月,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3月,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7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10月,参加与宋庆龄、彭真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1月,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完成论著《屈原赋今译》;5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6月,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同月,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波兰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名誉院士。

1954年,完成论著《管子集校》;5月,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6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缓和国际局势会议;同月,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5年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4月,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6月,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冬,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完成诗集《访日杂咏》。

1956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1957年,17卷本文集《沫若文集》开始出版;6月,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11月,参加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同月,获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

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曾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8]

主要作品

甲骨学

诗歌作品

文学作品

历史剧本

发表专著

翻译书目

参考资料来源:[9]

著作书目

创作特点

主题思想

生命意识

郭沫若汲取了西方自古典人道主义至柏格森、弗洛伊德等纷繁的现代生命哲学的精髓,以律合自然界奔腾不息的生命流动的进取之道,从涵养一个圆满的自我人格开始,热切地呼唤着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的到来。从《日出》等作品中,都可以体会到一种奔腾不息的力量,无论是喷薄而出的新生的太阳、如烈火一样燃烧的天狗、涅槃的凤凰,还是大都会的脉搏、无限光海中孕育的生命的情调等等,无不洋溢着强有力的生命冲动,燃烧着生命之火。可以说郭沫若的创作就是一部部由作者的自我冲动向外扩张以唤醒宇宙万物生之律动灵之共鸣的生命交响曲。主体精神的无限扩张,使自我超越于自然之上,成为无限的存在,宇宙不朽,人的主体精神在向宇宙的无限伸展中必然导致人的不朽,他的作品洋溢着的对力、生命力、创造力的崇拜和赞美,向读者展示了郭沫若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他用生命现象所显示的生命冲动和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来否定现存的不合理秩序和制度,用对完美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来表达对生命发展进化的追求。[10]

民族生存

郭沫若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激情一开始也就同民族生存的焦虑纠结在一起。但他这种明显带有个性主义色彩的热烈追求,不可避免地要导引到一种悲剧情境中去,也可看出以个性解放为主体的个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局限性。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南冠草》等作品,是在“重新认识与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文化思潮里应运而生。他抱着强烈的现实功利目的所谓“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宣扬一个真正的“人”在战乱的年代里的追求与生命价值观,即当体现历史必然要求的社会理想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的现实黑暗势力发生冲突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样个体的肉体生命虽然消失,但他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丈夫气概与崇高的人格却可以与天地并存。这正是郭沫若笔下英雄性格的特质,也是他的作品中悲剧主人公理想的生命归宿和自我道德的最高实现。郭沫若的作品在对现实的抨击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贯穿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历史的深沉思考,融入了冷静成熟的睿智和对历史反思的沉蕴。[10]

艺术特色

结构艺术

郭沫若在戏剧创作中用心别致,一开始就已牵动观剧人的眼、耳、心。戏剧结构通常有多种组织安排方式:或用开放式、线条式,或用闭锁式、团块式,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追叙,或明写,或暗写,或详写,或略写。同时,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戏剧结构和西方戏剧结构进行创造性的继承外,力求剧作在形式上打破常规,具有突出的艺术性。他充分吸收诗歌的抒情性,但不忘叙事性诗歌同样可以呈现事情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巧妙地将抒情诗作为联结戏剧情节的显性线索。例如,《棠棣之花》剧中的诗歌所构筑的诗情结构庞而粗,郭沫若将艺术心力更多的投注在戏剧情节的铺排,逐渐细而密而新;《高渐离》颇费筹谋地使情节复杂化,为充分营造剧目节日歌舞气氛,巧妙地把《广寒宫》中《张果老歌》和《牛郎织女歌》插入,先乐后哀,结构安排出其不意;《虎符》中,郭沫若表达了飒爽倜傥的人文情怀,剧本情节结构也不再单一,显示出强烈的主观特色,暗含一条创作者的情感线索。[11]

自由表达

郭沫若的戏剧与诗歌自由无拘,从未照搬他人的观点枷锁强行注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强调只有在形式方面主张“绝端自由,绝端自主”创作主体才能真正抵达自主。这种自由灵活的观念与史剧的情味抒发紧密连结在一起。郭沫若的历史剧中的抒情诗特色不仅是指其中的短歌或者是小诗,而且还指其中散文的诗或是诗的独白。散文诗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史剧产生有机化合。郭沫若尽最大可能将古代精神翻译移置到现代,再解读再解释。所以他在史剧结构和语言形式上得以发挥更多的自由和创造性,随意绪的流动对历史精神进行新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采取随意的语言来吐露发自灵魂深处的情感,这是抒情诗和叙事诗所不能传达的内发情味。郭沫若的创作中,现实与宇宙、个体与集体、波澜与烈火、柔软和坚硬以自然渗透的方式沉淀于郭沫若史剧自由体例诗歌内部,使得这些自由意义上的诗歌在审美追求方面远远超过想象力匮乏的平庸之作。没有预先设定的句式与格律,一任心迹的流淌,加之自主精神的闪光和打破传统言说方式的自由表达,多种不确定因素导致史剧中的自由体散文诗加速了剧作者净化式情感的疏放,实现了内在主体精神与外在自由形式的合并。[11]

独白艺术

郭沫若的独白艺术有火山式的热烈独白与冷峻雷电式独白。火山式的热烈独白往往是在自然情境下生命能量的表现,因此也就成为最真实的语言。没有现实条件的束缚,没有政治任务的羁绊,只有无限制的精神自由。独白的产生有赖于作家完全耿直淡白的心境,破除一切的虚伪、顾忌、希图”,抹去一切虚饰与雕琢,还原生命最本真的状态。以火山为意象的独白,语言翻涌奔腾,似人体血液似火山熔浆滚烫热烈。火山式独白可以说是郭沫若“生命写作”“诗学观语言层面的直观写照。而冷峻雷电式独白强调与雷电同化,雷电的犀利力量由内而外生发出来,郭沫若笔下的雷电独白给予语言积极向上的动感,以求全剧气氛统一生发对怪力乱神的泄愤,以及对自然和神灵的叩问。[11]

语言艺术

郭沫若是善于寓诗情于史笔的诗人,他中国传统诗歌在语式上,采用简短的对仗式诗句反复,以此达到抒情效用。郭沫若早期的剧作诗歌创作,将诗歌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转化为内部结构的一部分。他不吝惜笔墨似的将成段成段对仗反复的短句引用入作品,或者说是郭沫若为了故事题材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素材的多样性、故事内涵的多重性,别出心裁地用诗歌来反映投射。因此,郭沫若的作品有回环复沓、对仗整齐、内容直白、情感热烈的艺术效果,喷涌着惊心动魄的情感力量。[11]

人物形象

屈原模式

郭沫若在浪漫主义历史诗学观的指导下对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进行“合理性的虚构”。不过郭沫若首先选择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诗人作为主人公,比如屈原、夏完淳。屈原模式是郭沫若历史剧文化寻根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理想文化选择。郭沫若史剧,似乎每个人物都饱含诗情,一下子就能喷薄出自然的诗作,一般读者大多会认为这是诗人完全不顾及角色和人物自身性格,不过这可能只是因为郭沫若将浪漫派对纯洁人格的想象和乌托邦理想融到一起,而且值得留意的是,他将诗、史、诗人三者等同了起来。屈原模式下的史剧人物就是对纯洁人格的向往和追求,除了天才诗人夏完淳,信陵君、段功都是屈原模式的体现者。

女性形象

郭沫若不但在描写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时运用了许多韵文和散文式诗歌,而且刻画次要人物时也带有一些诗意。郭沫若是个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者,史剧中人物形象往往毫无瑕疵缺陷,是乌托邦想象中理想人性和品格的映现,尤其是剧中的女性人物,她们无惧死亡,面对邪恶力量“从献身中得到永生",彰显着郭沫若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憧憬和期盼”。女性配角的主动献祭与主人公的不幸罹难构成相反的戏剧张力。相比郭沫若刻画的男性主人公,虚构出的一系列次要女性人物似乎更具古典气质和现代意蕴,在性格特点上更加丰满真实。婵娟的存在于郭沫若看来是道义美的形象化,是屈原辞赋的具象化,是与恶势力抗争后逼至绝路的美德化身。

侠士形象

郭沫若史剧中的侠文化内涵彻底摒弃摆脱了传统侠的“义利观",只有尚武有力、富有正义感、毫无自私自利心的侠客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游侠。郭沫若将审美视野置换到传统社会中一些为国为民的奋勇游侠身上。他们藐视权威,反抗束缚,任气尚勇,彰显一派侠者风范,大是大非面前试图以一己之身力挽狂澜。虽不成功,这一行为意识超出传统侠观念的狭窄性局限,突破了历史上只为知己而死的简单化侠客思维。浓厚的诗味将儒家“仁道”精神融注到侠文化领域,这就使得郭沫若笔下的游侠实行的是一种舍己为人的利他行为,不再只是一己斗狠,争强好胜的草莽匹夫。[11]

家族成员

根据乐山《郭氏家谱》所载,郭沫若的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是为闽西客家人。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孩子。先祖郭福安为郭子仪之后裔。

张琼华

1912年,郭沫若在父母的包办下无奈与张琼华(1890年-1980年)结婚,实际两人并没有感情。

在享受五天新婚生活后,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以后68年里,张琼华孤独一人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还乡时,向还在守活寡的张琼华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张病逝于乐山,没有留下子女。

佐藤富子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同居,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改名郭安娜,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

郭安娜曾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爆发后,受到一定影响。在此间她还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但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沫若,这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郭沫若与安娜生有五个子女:

长子:郭和夫是中国科学院的化学家,原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所长。

次子:郭博是建筑家和摄影家,退休前为上海民用设计院总工程师。

三子:郭复生(亦叫佛生)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

女儿:郭淑瑀,后来与林爱信结婚,生一女林丛。林丛后留学日本,归化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现任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教授,参与创立日本郭沫若研究会。

四子:郭志鸿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于立群

1938年,郭沫若跟于立群(1916年-1979年)同居,并于1939年夏补办婚礼;1979年,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两人共生有四男二女:

儿子郭汉英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物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博导。

次子郭世英肄业北京大学哲学系,1968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自杀他杀至今成谜。

三子郭民英肄业中央音乐学院,196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无预兆突然自杀,成谜。

长女郭庶英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任北京中沛经济发展中心总经理。

次女郭平英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兼郭沫若纪念馆馆长。

四子郭建英毕业于清华大学本科,北京大学硕士,在美国电脑公司任职。著名指挥、音乐翻译评论和音乐活动家。

后世纪念

郭沫若奖学金

1980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以郭沫若名字命名的“郭沫若奖学金”,该奖学金为新中国第一个奖学金。[12]“郭沫若奖学金”是中国科学院利用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郭沫若院长生前交给院党组的15万元稿费设立的专项奖学金,用以激励莘莘学子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纪念邮票

1982年11月16日中国发行《J87 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郭沫若先生[13]

郭沫若文艺奖

1987年,为纪念郭沫若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卓越贡献,经中国文联批准,设立“郭沫若文奖”奖项,特别奖励在中国文艺界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该奖项下设文学奖、书法奖、美术奖、摄影奖、舞蹈奖、音乐奖、民间文艺和戏剧八个类别,每五年评选一次。评选范围为全国及海外华人艺术界,以中青年艺术家为主要对象。

“郭沫若文艺奖”的举办地设立在郭沫若的家乡乐山市,由乐山市人民政府和乐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为永久性承办单位,接受中国文联的指导、审批和监督,已举办六届,与山花奖、骏马奖并称中国三大专业领略艺术大奖。

纪念碑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根据其遗嘱,郭沫若的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大寨专门为他建了纪念碑。[14]

郭沫若广场

198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三十周年校庆,学校举行郭沫若铜像揭幕典礼,严济慈为郭沫若铜像题词:“在建校三十周年之际敬立郭沫若像,缅怀郭沫若校长为首创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之业绩。‘郭沫若像’四字系邓小平于1987年11月28日亲笔题写。”

故居纪念馆

重庆郭沫若旧居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镇香蕉园村(全家院子)。旧居占地面积10190平方米,建筑面积1566平方米,建筑风格为清晚期四合院,穿斗结构,小青瓦屋面,斜山式屋顶。

2000年9月,郭沫若旧居重庆市政府列为直辖市后首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3月,旧居修复工程正式启动,6月30日旧居主体工程竣工,并于9月7日正式对外陈列开放。

人物评价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邓小平评)

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闻一多评)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中国科学网评)[15]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瞿林东评)

郭沫若先生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几部书而言,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见解。他虽然也遵从“一家之言”,却与套用公式有别。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二陈(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治学有成的学者可以参考他上述三书,但初学则不宜由此类作品入手。(余英时评)

影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