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

----更新时间:2022-05-22

冯雪峰(1903年6月2日-1976年1月31日),原名福春,出生于浙江义乌,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1]

他曾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历任“左联”党团书记、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主要作品有《湖畔》《有进无退》等。

人物生平

1903年六月二日诞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名福春,后改为雪峰。

1912年入邻村私塾读书。

1913年转入义乌县立小学学习。

1918年在义乌县立小学高小毕业。

1919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1921年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同年秋季,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开始写作新诗,加入晨光社。发表作品《到省议会旁听》、《小诗》。

1922年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合集出版诗集《湖畔》,内收雪峰的诗17首,并加入明天社。

1923年因家庭困难辍学。同年《春的歌集》出版,内收冯雪峰所作新诗11首。

1924年进上海中华学艺社当事务员。浙江慈溪县立女子学校代课。

1925年北京大学旁听,自修日语。并发表作品新诗《原火》、散文《柳影》。

1926年首次拜访鲁迅。并发表译作《花子》、《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遭通缉,避难於未名社近三个月。同时发表作品有散文《月灾》、《诗人祭》,译作《新俄文坛的现势漫画解说》、《新俄的曙光期》、《苏俄的二种跳舞剧》及译诗《墓碑铭》。

1928年2、3月间,离开北京到上海,继续从事翻译工作。7月,回义乌,任城区支部书记。11月,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离开义乌到上海。作品有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译作《我们的一团与他》、《妄想》、《枳华集》及译诗《家》,

1929年迁居景云裏茅盾家中,与鲁迅过从密切。由中共江苏省委恢复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委所属第三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并与以前的学生何爱玉结婚。译有作品《流冰》(诗集)、《作家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论迭更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论法兰西底悲剧与演剧》、《海外文学者会见记》、《现代欧洲艺术及文学底诸流派》、《艺术与社会生活》、《现代法兰西文学上的叛逆与革命》、《文学译论》。

1930年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左联"成立大会,会后整理鲁迅在会上所作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迁居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北川公寓)地下室。译《艺术社会学之任务及诸问题》、《艺术学者弗理契之事》、《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法兑耶夫底小说》、《论新兴文学》、《现代欧洲无产阶级文学底路》、《现代欧洲的艺术》。

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说明丁玲筹办《北斗》月刊。在瞿秋白的领导下,为"左联"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著有论文《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关於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译文《创作方法论》。

1932年与鲁迅等人四十馀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参加发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著有《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时代》、《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

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负责筹备在上海举行的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的远东反战会议。奉调往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著有《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

1934年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参加长征,任红九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

1935年任干部团上干队政治教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调至陕北党校工作。

1936年参加东征,任地方工作组组长。被中央派到上海工作。1936年底,冯雪峰指示王尧山整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材料,准备重建上海地下党。为此,组织了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尧山任书记,直接受冯雪峰的领导。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代表党中央主持鲁迅治丧委员会。为鲁迅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起草《答徐懋庸并关於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著有《关于鲁迅的地位》、《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

1937年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向潘汉年请假,准备写作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此後近二年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回义乌。

1938年写有关长征的小说,得5万字。

1939年恢复组织关系,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著有《关于"艺术大众化"》。

1940年基本完成关於长征的小说初稿《卢代之死》,约50万字,後失落。著有《论典型的创造》、《文艺与政论》、《关於形象》。

1941年被金华宪兵逮捕,关押于上饶集中营,上饶集中营(被囚510天)、徐市集中营(被囚123天)。达两年。

1942年11月,以治病为名保出。

1943年为《东南日报》副刊《笔垒》审稿。著有杂文《还好主义》、《利己主义的本质》、《牺牲》、《滚和卷》、《创造力》等;《真实之歌》出版,内收诗39首。

1944年杂文集《乡风与市风》出版,内收杂文41篇。

1945年由重庆到上海,寓于上海作家书书屋直至1949年6月。开始写寓言,到上海解放为止,共得七八十篇。杂文集《有进无退》出版,内收杂文30篇。

1946年在苏联塔斯社上海所属时代出版社任编辑,迄于49年6月。选《真实之歌》中新诗17首,改题为《灵山歌》出版。

1947年《今寓言》出版,内收46年12月至47年7月所写的寓言65篇。

1949年6月,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为华东代表团团长。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常务委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为政协第一届委员。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出版,内收寓言一百篇。

1950年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兼任《文艺创作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任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著有《谈谈杂文》、《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鲁迅逝世十四周年》、《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画方案》、《"要在朝鲜怎麼办呢?"》。

195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重新写作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著有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论文《鲜血记录的历史第一页》、《关于〈鲁迅日记〉影印本》、《党给鲁迅以力量》、《回忆鲁迅》、《怎样读鲁迅的杂文》等。《鲁迅和他少年时代时候的朋友》出版。

1952年兼任《文艺报》主编。《论文集》(第一卷)出版,内收论文、杂文36篇。选《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之一部分未及刊寓言之一部编成《雪峰寓言》出版。

1953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又担任作协党组成员。编辑《瞿秋白文集》并作序迄。开始指导杜鹏程修改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著有新诗《我们的父亲》,论文《关于创作和批评》、《关于语言问题的意见》等。

1954年由浙江省选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解除《文艺报》主编的职务,并写检查《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著有《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目前中国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等。

1955年被卷入"胡风事件",在党内受到批判、作检讨。

1956年主持编注新版《鲁迅全集》。《寓言》出版,内已发表寓言70篇,新作一篇。

1957年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在对丁、陈进行批判的同时受到批判。被文化部党组定为"右派分子"。选《百喻经故事》中寓言55篇,编为《富翁造三层楼--印度寓言》出版。为《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写《潘漠华小传》并作序。

1958年被开除党籍。写《郁达夫生平事略》及《郁达夫著作编目》。

1959年胃病复发,施行胃切除手术。

1960年继续编辑《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选》。

1961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未得允许完成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愤而焚稿。

1962年列席全国政协会议。请创作假从事关於太平天国的长篇小说写作,断断续续写了15年,终未完成。

1963年往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年写旧体诗《塞童》、《探日》、《未深思》。

1965年参加"四清运动"。

1966年文革开始受到冲击。写《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

1967年被打成叛徒。

1969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在牡江口劳动。

1971年回到北京,安排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但只许在家看稿、答疑。

1973年作关于鲁迅、左联等问题的谈话。

1974年开始与孙用合作校订《鲁迅日记》。

1975年病重。

1976年1月31日逝世,享年73岁。

1979年4月中共中央为他的错案作出改正决定,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2]

人物事迹

挚友鲁迅

1928年初,冯雪峰来到上海,正赶上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冯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只将鲁迅定位为“同路人”,这是托洛茨基1923年创造的概念,指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作家阶层,鲁迅很不满意,说冯“大抵是创造社一派”的人,称该文“肤浅和轻浮”。

1928年11月底,冯雪峰与柔石建立联系,柔石是鲁迅的得意门生,在柔石调解下,12月9日,带冯再度拜访鲁迅。但这次见面仍很不快,柔石因事离开,冯雪峰甚窘,他说:“鲁迅先生的习惯,对于初见面的人,话是极少的……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之外,就简直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局促。”后来冯“第二次去见他(指鲁迅),话仍然不多”。

1929年3月,茅盾去了日本,他家三楼空了出来,茅盾夫人见冯雪峰生活困难,便让他免费住在那里,房子的后门斜对着鲁迅的家,冯常过去聊天,双方“谈话就一次比一次多了”。

1929年10月,潘汉年等人筹备成立“左联”,在8名筹委中,只有冯雪峰、柔石力挺鲁迅。茅盾曾说:“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故鲁迅越来越倚重冯雪峰,在这一年日记中,鲁迅34次提到冯。

1930年2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加菲即咖啡。[3]

相处丁玲

1925年,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冯雪峰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本来认为一个在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谈文学,谈谈时事,关系无意当中就改变了。

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同时喜欢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于是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同事周扬

根据洁泯(即许觉民)的回忆,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大约两周左右要举行一次直属单位的汇报会,由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但是冯雪峰基本上不参加这个例会,而让洁泯去参加,听取会议精神,回来后向冯雪峰汇报。冯雪峰有什么意见和对出版社的设想,也由洁泯在会上转陈,洁泯便当了一个“中转站”的角色。而且,即使是关于出版社的方针任务,雪峰也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与胡乔木相商而定的。洁泯具体地回忆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会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领导说了要精简机构,宣布人员的进用开始冻结。周扬要求各单位照此执行。我知道雪峰正在为实现规划而大事搜罗人才,冻结人员必将使规划搁置起来。我便走出会场打电话告诉雪峰,他说马上到文化部来。他到了会场,讲了一大片话,声调激昂力争出版社必须进人,否则无法工作。那位主管人事的说,进人是以后的事,此刻必须冻结。相持不下时,周扬说话了,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进人问题,照雪峰同志意见办。雪峰听了,平静了不少,就转身回去了。

姚氏父子

1925年的春天,22岁的冯雪峰来到北京大学,借用同乡潘漠华的入学证件作为旁听生。他多次听过鲁迅的课,并自修了日文。在他周围聚集了来自浙江的10余名爱好文学的穷苦学生,后来成为进步作家的有潘漠华、柔石、张天翼、王鲁彦。他们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文学。其中也有同乡青年姚蓬子

1927年6月,在大革命面临失败之际,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在此前后,在浙江担任国民党疆域厅第五科科长的姚蓬子,也由宣中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冯雪峰和鲁迅、潘汉年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筹办“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参加“左联”并担任执行委员的姚蓬子,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与潘汉年、冯雪峰等共同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开办湖风书店,出版《北斗》月刊。

1933年,姚蓬子调华北地下党工作。年底他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从天津押解到南京。在被捕期间,姚即公开登报声明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姚蓬子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干事、姚的堂兄周复农保释出来。以后便到国民党办的《大江日报》当副刊编辑,并领取特务津贴,与军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在姚蓬子被捕的1933年底,冯雪峰受党的派遣离开上海去瑞金苏区。随后参加了长征。冯与姚重逢,是在1943年的重庆。在上饶集中营被敌人折磨得濒临死亡的冯雪峰,经过组织的营救,在这年出狱。由董必武安排到一个地方,一边休养,一边做些工作。这个地方,就是姚蓬子的书店。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姚蓬子又靠近了进步文化界,从事一些救亡宣传工作。而中共党组织一方面为了争取他,一方面也需要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开展统战工作。于是,姚蓬子成为一个浮游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两栖人。抗战胜利后,姚蓬子又回到上海,利用一些进步作家的名声继续开办书店出书。胡风曾经这样回忆道:“姚蓬子有一副商人的头脑。他现在虽然有出版社还有门市部,但是名气并不大,生意也不算好,便想在鲁迅身上打主意。他向我们提出借许广平手中的《鲁迅全集》纸型,趁纪念鲁迅先生十周年之际印上几千册,版税等都可以从优。说实在的,鲁迅先生的书是不应该由他出的。但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出总比不出好,同时,让许广平的生活富裕些,也是必要的。”

由于30年代工作需要,冯雪峰和姚蓬子过从甚密。姚文元1931年12月生于上海。出生时冯雪峰就见到了他,直到1943年重新住在姚蓬子书店,他一直把姚文元当作小孩子。解放后,冯雪峰奉调北京工作,和姚文元就再没有见面。

人物著作

《雪峰寓言》

《灵山歌》

《鲁迅的文学道路》

《中国新诗库》

《论文集》

《论“保卫延安”》

《论“野草”》

《冯雪峰忆鲁迅》

冯雪峰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