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更新时间:2022-05-22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于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的一场政变,这场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也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事件背景

1926年,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更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首先从广州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成员。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曾任中央宣传部长, 孙中山逝世后,他即积极推动开展一个“自异于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反赤运动”。1925年5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在上海萨坡赛路慈安里设立了一个“戴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著作,先后炮制了《孙文主义的哲学之基础》和《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宣扬所谓的“孔孙道统”,妄图用 孔孟之道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曲解三大政策,阉割其革命内容。戴季陶主义一出笼,立即成为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动活动的理论“旗帜”。蒋到南昌后,立即电邀他北上,共同策划清党反共事宜。  随同戴季陶一起前来的还有吴铁城。他曾任广州公安局局长,也是一个著名的国民党右派。据吴铁城自己回忆,早在中山舰事件之前,他就建议蒋介石制裁共产党,表示可“以我公安局现有特别户籍的登记材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产党员十数人,而后,用一艘轮船将彼等运往中山县附近一 小岛,或送往上海。至次要分子暂行予以拘禁”。蒋表示“考虑再说”。中山舰事件后,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假意将他撤职。为了实行反共,蒋介石特邀他来南昌,不久,就派他去日本联络。  蒋介石招来的另一个,是在天津隐居的黄郛,黄郛因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去了北京,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并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蒋介石进驻南昌后,两次去信邀他南下,后又派张群亲去天津相请,年底,黄郛来到了南昌。  12月31日,被蒋介石称为“良师”的张静江陈果夫等人,随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来到南昌。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后,出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因他是个跛子,把主席的位子让给了蒋介石,北伐期间由他代理。他利用职权,伙同组织部长陈果夫,强行解散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广州市党部,并向各地安插亲信,进行窃权活动。同时对广东的工农运动大肆镇压,残杀农会干部,派流氓烧毁了省港罢工委员会。  这些人密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冯玉祥。[1]

事件经过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 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 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 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 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

1926年,蒋介石将北伐作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极好机会,因而在北伐战争之前,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限制苏联顾问、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如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通过一步步行动,蒋介石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集团仇视和压迫共产党、工农群众的反动面目也日益公开化。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南昌赶到上海,开始与日本驻南京领事和驻上海总领事频繁接触,随后他还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密谋发动政变。蒋介石调集亲信部队控制江浙沪宁地区,并收买组织帮会流氓充当反共打手,准备以暴力手段实行“清党”。4月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向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双方激战之中,蒋介石指使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全部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部分纠察队员的反抗也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事变后,上海工人及各界群众于13日举行罢工游行,竟遭反动军队开枪射击,死亡100多人,伤者无数。随后,反动军队继续捕杀上海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查封革命进步团体。至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2]

搜捕开始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 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 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1]

抵抗反应

罢工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要求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武装镇压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迫害屠杀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1]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 熊雄、 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 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反蒋宣言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 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五月指示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

(3)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

(4)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

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合作破裂

宁汉分裂

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宁汉合流

当蒋介石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之时,投降与叛变的事件接踵而来。1927年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21日,湖南许克祥叛变。这些事变使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集团更加明目张胆进行反共活动。6月6日,汪精卫解除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在国民政府中的顾问职。同日,江西发生军阀朱培德叛变。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此时,两湖及江西的工农运动已遭严重摧残,湖北被杀害的农会会员4700余人,湖南被杀的农会会员达20000人。陈独秀却仍坚持机会主义立场,对 蒋介石、汪精卫继续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7月13日,中共中央被迫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政府,并发表对政局的宣言,斥责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要“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14日夜,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封闭武汉的工会、农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 国民革命宣告彻底失败。[3]

事件影响

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使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严重破坏,延缓了成功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北伐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权,完成北伐,开始了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清掉了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

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陈独秀被认为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共产党联合极少数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