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更新时间:2022-08-12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现重庆市开州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刘伯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字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于开县赵家场(位于今重庆市开州区)。

5岁读私塾,12岁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5岁时因父病故、家庭困难,被迫辍学务农,饱尝生活艰辛,立志“拯民于水火”。[1]

民主革命

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际,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1912年2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10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

1912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

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底,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

1916年3月,在指挥攻打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在疗伤过程中,他为了不损害脑神经,强忍钻心的疼痛,坚持不施麻药,被为其主刀的德国医生赞叹为“军神”。

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5师第9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

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1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素负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在历时167天的起义过程中,他调兵遣将,进退有方,安民治政,措置裕如,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四川军阀部队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

土地革命

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7月下旬,秘密转赴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刚到苏联时,为攻克俄文关,他“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1930年夏,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

1932年1月,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期间,撰写《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并翻译多篇苏军教材和理论文章,促进了红军干部军事素质的提高。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而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第5军团参谋长。

长征初期,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执行后卫任务,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

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5年1月,指挥先遣部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甩开了敌军主力,使伤亡大半、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短期休整。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直插云南北部,并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5月,兼任红军先遣队司令,同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进入大凉山,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继而指挥所部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红军北上的通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1]

抗日烽火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部奋战在太行山上。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他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来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他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蚕食”和残酷“扫荡”。与此同时,他率部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牢牢把紧太行山这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使“平辽半壁山”得以免遭敌寇的蹂躏涂炭。

1942年,他与邓小平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

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8月,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11月,率部发起上党战役邯郸战役,歼北犯的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打破了蒋介石北进的战略企图,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

内战全面爆发后,兼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指挥所部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1947年6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300里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他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指挥部队经过28天连续作战,取得歼敌4个整编师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途经汝河时,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并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随后,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继而与出击陇海线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逐步在鄂豫皖边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实现了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的最好前途——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1948年5月起,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他战前提出:“我们的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战役第一阶段,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他和邓小平、陈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地指挥部队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之敌完全陷入孤立。接着他和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成为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仗。整个淮海战役以歼敌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而告终,大大地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

建国之后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实施京沪杭会战,并亲自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分三路直出浙赣铁路,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1月,与邓小平率部进军西南;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他出色地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各个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近半年的时间内共歼敌约90万人,解放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康省大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伺机反攻的企图。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了剿匪作战和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50年11月建议并受命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宵衣旰食,手不释卷。他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他在教育训练军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1954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1959年,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直至耄耋之年,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适时为中央军委、总部出谋划策。他提出的许多极富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建议,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2]

主要贡献

参与战役

辛亥革命与讨袁护国

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

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北伐与土地革命战争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闇公一起组织了泸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参与长征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

军事教育

创办军校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军事作风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教学原则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师资教材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

抗日战争时期

1930年4日,从苏联秘密回国的刘伯承和左权等人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决定安排他担任军委编译科长,专门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红色武装提供军事教材。

刘伯承化名林直木,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二层楼房里,于1930年至1931年间,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和《游击队怎样动作》等。这些宝贵的军事教材被迅速送往各苏区,并有力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建设。

1932年他奉命前往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主持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工作,后又调任红军总参谋长。1932年8月,刘伯承和左权等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这是我军第一部译自外国军队的军语专著。1932年11月,针对部分红军指战员山地作战中不讲战术的现象,刘伯承在前线翻译出《苏联山地战斗》一文,供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参考。

1933年6月,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战术备考》中摘译出《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一文,供红军各部队指挥员研究,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10月,他在前线摘译苏联红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挥员,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11月,他翻译发表苏联红军理论文章《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使红军干部明白了这三者各自研究的对象及其对战争各层次的指导意义。

1934年5月,为给教练步兵分队作示范,刘伯承翻译出德国人李璞满的著作《班的战斗集团的教练》一书中关于“夜间动作的两个作业”,介绍了夜间反冲锋的作业和夜间进攻作业两种战术样式,明确解答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对部队夜间动作的疑问;在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行动中,他一直珍藏着长达300余页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并于1933年至1935年8、9月间,陆续翻译完成这部教令,供红军部队使用。

当时,针对我军主要沿用旧军队军语的情况,刘伯承还对旧军队军语进行了改造。为纠正旧军队遗留在红军中的不平等称呼,刘伯承为各种各样的人规定了新称呼: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这些称呼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

坚持从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是刘伯承军事翻译的最大特色。刘伯承的翻译选题都是当时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翻译和校对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军队指挥法》《合同战术(上部、下部)》,以及日军的《阵中要务令》《刺杀教令》等。在翻译过程中,刘伯承不但注重从实际出发确定翻译选题,注意引导读者联系实际正确理解和借鉴译文。

1938年12月,苏联红军颁布了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为吸取苏联红军最新的作战经验,战胜日本侵略者,刘伯承与左权合作翻译了这部条令,他还紧密结合八路军建设和作战的实际,精心撰写“前言”“后记”“附言”,引导八路军军干部从我军作战的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这些条令。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这本《合同战术》,是苏联施米尔乐夫根据苏联1929年颁布的《野战条令》的著述,于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重新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翻译和编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著作。

建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该院成立仅仅3个多月,刘伯承就批准有关部门将翻译外军军事理论著作中有待统一译名的军语,以及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法规编写中有待规范的军语分期编印成《军语通报》,从1951年4月30日起,印发军事学院各系、各教研室征求意见。

在军事学院组织编制我军规范军语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出版局也同时展开了这项工作,并请刘伯承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1951年9月,在刘伯承指导下,该局编印了《军语汇编(初稿)》。该书分陆军、海军、空军3编,收录军语词目约4650条,书后附录了常用各种度量衡一览表。1955年2月7日,刘伯承针对《军语汇编(初稿)》存在的问题,复函军委训练部总监部,谈了对规范军语和军队标号的意见。

在刘伯承的组织下,军事学院于1956年12月编辑出版了《军语画一(初稿)》。后来大多数被正式确定为解放军军语,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刘伯承翻译、校译和编译了众多的外国先进军事理论成果,从翻译原则的确定,到具体教材译稿的审改,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刘伯承对军事译文的要求十分严谨,无论是翻译还是校译,他总是力求精当、准确,每一篇译稿都要用放大镜仔细照看许多遍,一字一句反复推敲,斟酌再三。

1953年夏天,他利用到大连休假的机会重新校译了《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这本条令军训部已经翻译出版,并依据条令的内容编写了教材用于教学。但刘伯承对校译稿不够满意,他说:“条令是军事学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译得十分准确,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不能有丝毫差错。”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亲自校译,并翻译了《柏林战役与希特勒德国投降》等书。

这一年,他已经61岁了,仅有的一只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着放大镜逐段逐句推敲修改,20多万字的译稿他修改了三遍。在他严格要求和精心组织下,付印的条令做到了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符号。

培育人才

刘伯承在主持军院工作近7年中,不仅亲自领导了学院的教材编译工作,还非常重视军事翻译人才的挑选和培养,辛勤培育了新中国第一批军事翻译人才。他提出做军事翻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不但要外文好,还要中文好,并懂得较多的军事知识。为引导和勉励年轻的军事翻译工作者,刘伯承专门为他们写下:“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发掘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除此之外,他还要求他们要一丝不苟,贴近读者,具有民族特色。刘伯承经常把翻译工作称为军事学术研究的“水龙头”,他时常对翻译人员说:“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们的工作就是取他山之石,其目的就是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经验,提高我军的军事理论水平,提高我军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战能力。”

刘伯承精通俄文,尽管工作繁忙,仍然利用休息时间钻研外文,长期养成早晨朗读外语的习惯。在他的影响下,担任翻译工作的同志自觉地苦练基本功,每天起床后都到校园里朗读外语,渐渐形成了一种早读制度。

为了请来专业的、高水平的翻译人员,他曾经专门到国务院登门求贤,并给周恩来写信,申请聘请和特招翻译业务骨干到军事学院工作。对于军事翻译人员,他经常教导他们说:“一字之差,会死人!”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一丝不苟,无论是翻译还是校译,他总是务求精当、准确,经过他手的译文都具有很高的军事艺术价值,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3]

主要著作

主要著述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译著有《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军《合同战术》等。

家庭成员

妻子

程宜芝,1957年病逝,育一子刘俊泰,1969年病逝。

吴景春,1932年失去联系。

汪荣华,2008年病逝,育三子四女。

子女

长子:刘太行,曾任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后任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

次子:刘蒙,曾任总参参谋,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年刘伯承》。

三子:刘太迟,少将军衔,空军司令部装备部副部长。

亡女:刘华北,1945年6月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

长女:刘解先,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

二女:刘弥群,少将军衔,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三女:刘雁翎,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北京医学会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全家福:

1959年,刘伯承全家在北京钱粮胡同的合影。

前排左起:刘蒙、刘太迟、刘雁翎

后排左起:刘弥群、刘解先、汪荣华、刘伯承、刘太行、刘庆泰(侄女)

轶事典故

翻译生涯

刘伯承元帅在翻译方面,特别是军事学术翻译以及培养翻译人才方面的重要见解与贡献,很少为人所知。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他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了。

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他译校了许多国外军事著作,很多词条是刘伯承首译并沿用至今的。如“游击战”一词,就是刘伯承根据游击战的定义——高机动性的作战和突然的进攻,将两方面的含义结合起来,又依据《史记·李广传》的一句话“李广擅游击”,取“游击”二字,创造出“游击战”一词。

意志如钢的“军神”

1916年初,刘伯承回到四川,组织武装起义。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刘伯承奋勇当先,亲临第一线指挥。遭到敌人疯狂射击,刘伯承连中两弹,一颗擦过颅顶,另一颗击中右侧太阳穴,从右眼眶飞出,刘伯承当即昏倒在地。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刘伯承的眼伤日益恶化,如果不尽快动手术剔除眼眶内的腐肉,后果难以想象。刘伯承才决定开始寻找医生治疗眼伤。经过多方打听,刘伯承在重庆临江门找到一家私人诊所。当时诊所里的沃克大夫是一位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医,经验丰富,尤其擅长外科手术。

经过仔细检查,沃克大夫发现刘伯承的伤势十分严重。而眼眶这个位置,由于内部的血管、神经都非常复杂,手术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沃克大夫经过深思熟虑,慎重地提出了手术方案:先去除腐肉,施行全身麻醉,做好输血、输氧等急救准备;等眼部伤口愈合后,再安装假眼。沃克大夫来到刘伯承面前,对他进行手术前的最后检查。检查完毕后,刘伯承突然问道:“打了麻醉药,以后对大脑神经功能是否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听到这个问题,沃克大夫愣了一下。看到沃克大夫这样的反应,刘伯承也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对沃克大夫说,自己以后还要工作,这次手术就不用麻醉了。

听了刘伯承的要求,沃克大夫大吃一惊,连声嚷道:“啊!不行!绝对不行!不麻醉?简直是异想天开!这种手术我是不敢做的。万一发生了意外怎么办?我的诊所以后还开不开?”

见医生不肯冒险,刘伯承再次坚定而恳切地说道:“沃克大夫,请您放心好了。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我不会要您承担任何责任。”

沃克大夫仍然连连耸肩,摇头说道:“真的吗?真叫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即使我敢做,你也受不了!”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刘伯承的三弟刘叔禹前来探望他。看到三弟进来后,刘伯承忙喊道:“老三,你来得正好!你记住,这次沃克大夫给我做眼睛手术,是我一再要求不用麻醉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全部由我本人负责,与沃克大夫没有任何关系。”刘叔禹点头答应了。沃克大夫想了一想,做出了让步:“刘先生,不全身麻醉,就局部麻醉吧。不然,你会痛得受不了的。”

面对沃克大夫的退让,刘伯承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无奈之下,沃克大夫只好把刘叔禹叫出去,向他强调使用麻药的必要性。但当刘叔禹回到病房,向刘伯承转达沃克大夫的观点时,刘伯承依然坚持己见,坚持不用麻药。

面对固执的大哥,刘叔禹叹了口气,走出门外,对沃克大夫原原本本地转达了刘伯承的要求。听到刘叔禹的话后,沃克大夫长叹一口气,答应了刘伯承的请求。

翌日,刘伯承来到了手术室。面对这个固执的病人,沃克大夫苦笑着说:“我从欧洲到亚洲,为白种人、黄种人做过成百上千例手术,像刘先生这样手术不用麻醉的,我还从来没遇到过。”

听到沃克大夫的话,刘伯承摆了摆手,坦然地说:“沃克大夫,那就请你在我这个中国人身上做一次试验吧。”说完这句话,刘伯承便躺上了手术台,准备迎接手术。

手术的第一步是清除腐肉。沃克大夫在他眼部划了一刀,刘伯承猛然震动了一下,不由得狠狠地咬住了手帕,捏着床单的手上暴起了青筋。

“可以吗?”沃克大夫担心地问。面对沃克大夫的关心,刘伯承微笑了一下,镇定地说:“可以,你继续吧!”

听到刘伯承的回答,沃克大夫继续投入到手术之中。随着手术的进行,沃克医生的额头沁出了又细又密的汗珠,刘伯承则紧紧地咬着手帕,捏紧床单,一声不吭,浑身汗如雨下。

三个小时后,这台手术才宣告完成。不知是疲劳还是紧张,沃克大夫觉得自己差点虚脱了。但他依然不忘对刘伯承说:“刘先生,我真担心你会晕死过去。”

刘伯承带着疲惫的微笑说:“怎么会呢?我一直在数你下了多少刀呢。”沃克大夫惊呆了:“是吗?多少刀?”“72刀。”听完刘伯承的话,沃克大夫失声叫道:“上帝啊!您哪里是人,分明是一块会说话的钢板……”

当时在手术现场陪伴的王尔常先生后来写下关于刘伯承元帅的回忆文章,对刘帅的英雄气概叹服不已:“昔华佗之疗关羽也,服以全身麻醉之麻沸散,仅施刀于臂耳。将军两次疗伤,余皆亲侍左右,目睹其沉雄坚毅,令西医瞠目,非超关羽千百倍乎?”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刘伯承的眼伤痊愈了。由于已经和沃克大夫成为了朋友,刘伯承在离开前也把自己的身份告知了沃克大夫。从此,沃克大夫一有机会,便会向人提起这次难忘的经历,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个刘伯承,不仅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个‘军神’!”[4]

精谋巧计胜孙吴

刘伯承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他带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谋。在川军之中他就有了名将之美称。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善于学习,勤于动脑,使他的指挥艺术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5]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他利用日寇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的指挥艺术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他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随后他奉中央指示,挥师向东横扫,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战滑县,直杀得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连续五战五捷,歼敌十个半旅,计七万余人。[6]

勤思善学成儒将

刘伯承一生刻苦勤奋孜孜以求,使他不仅走完了从士兵到元帅的进步道路,而且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被誉为“儒将”。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从小就崇尚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确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6]

历史评价

刘伯承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一生戎马、战功卓著,享有“军神”美誉。刘伯承不仅是军事指挥家,还是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以高超的“带兵、练兵、用兵”才能为世人所称道,更以不跟风、不附势的坚强党性,不居功、不恋权、甘当孺子牛的朴实品格,不搞特殊化、夙夜在公的奉献精神,为后人所传诵。[5]

刘伯承还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军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成绩,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作出了卓越贡献。正是:“开国大功臣,投身革命辛。百年征禹域,万世激人心。一代军神永,千秋战曲钦。伟哉刘大帅,壮阔仰霞昕。”[2]

刘伯承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

毛泽东评价他是“一条龙下凡”。

朱德元帅曾赞誉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

陈毅也赋诗盛赞“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一文中写道:“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

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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