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马克思主义者)

----更新时间:2022-07-07

潘汉年(1906年2月-1977年4月14日),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1],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2]。

新中国成立后,其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上海副市长等职,1955年在任内被怀疑为“内奸”而被捕和入狱,1977年4月14日因病逝世于长沙。中共中央在1982年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并将其骨灰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3]

简介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归径乡人。

1906年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等。

1936年, 任中共与国民政府谈判代表。

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

1955年4月3日, 因“内奸”判刑。

1977年含冤病逝。临终前与爱妻董慧女士软禁于湖南茶陵米江茶场(湖南省第三劳改场)。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公开恢复潘汉年名誉。

人物经历

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党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潘汉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多次为党获取重要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10月,潘汉年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到福建与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后担任中共驻第十九军代表。

1934年10月,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6年,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以“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在莫斯科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进行接触,表明红军联合抗日主张,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序幕。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我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上海等地沟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情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获取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并建立了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在“皖南事变”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保证了上海与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往来。

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潘汉年根据中央的指示,有计划、分期分批把停留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等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出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春,潘汉年组织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使大批技术人员、资产和档案资料被完整地保护下来。毛泽东同志发了贺电:“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1949年,潘汉年参与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他在香港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见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积极评价,给他们分析了形势,指出起义的光明前程,并就起义的具体细节进行了周密策划。

1949年11月9日,两航人员在香港宣布起义,随后将12架民航飞机安全飞到北平和天津,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1977年病逝。

为纪念潘汉年诞辰110周年,2016年1月12日,当地在潘汉年故居举行了书法作品展,以潘汉年的诗词、信件等手稿为依据进行书法创作,作品陈列于潘汉年故居中,以书法艺术形式缅怀他的历史功绩,传承他的革命精神。[2]

相关事件

1955年4月潘汉年被怀疑为“内奸”而遭到逮捕。作为和他交往最久、关系最深、接触最长的周恩来对此案非常关注,并责成罗青长等人搜集资料。

在认真核对所有材料的基础上,李克农提出了一个审查报告,在报告中列举了7个疑点和5条有力的反证材料,建议中央慎重考虑。这5条反证材料是:1.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2.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跟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3.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一是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二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三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4.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5.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所了解的。[4]

可惜的是,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而这份报告当时也不可能附在案卷中。“周总理对潘汉年案的审判很关心,并且做了具体指示,比如旁听人数要多少、什么人可以旁听,除此之外还特别指示开庭审判要录音(注:除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使用现场录音外,当时在全国法院的审判中尚没有这个先例)”,“总理要求为庭审录音,其背后是否有一番深意,我们也不得而知。”[5]

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内奸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但是,潘汉年自始自终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1963年“假释”后在团河劳改农场改造时他对朋友们说:“我是冤枉的,扬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然而,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1967年3月潘汉年又被重新收监复查。经过三年的审讯,大规模内查外调,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证据,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籍并判处无期徒刑,下放到湖南改造。1977年初因层层审批耽误了近2个月宝贵的治疗时间,1977年4月潘汉年含冤而去,墓碑上刻着的则是萧叔安这个化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规模的拨乱反正由此展开,一些始终惦念着潘汉年的老朋友和老同事要求重新审理此案。首先牵头的就是陈云,他当时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1979年,陈云被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前,他没有交代别的事情,只说“有一事放心不下,就是潘汉年的所谓‘内奸’问题”[6],并给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嘱托“此案需要重新审查”[7]。

1979年刘晓在陈修良的支持下,向中央提出了为潘汉年平反的申请书,证明潘汉年不是‘叛徒’、‘内奸’[7]。

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一次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会议上,廖承志公开提出应该给潘汉年平反的问题。

而后,经过一年多的详细调查,终于以确凿无疑的证据为潘汉年彻底平反,彻底摘除了“内奸”、“特务”、“反革命”的三顶大帽子。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潘案的复查结果,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冤案,应予彻底纠正。”同时,文件还对潘汉年的一生重新做了高度评价,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至此,潘汉年冤案的平反工作前后历经27年4个月零20天的艰难曲折,终于画上了完满的句号,历史终于给了潘汉年迟到的清白。正如夏衍老先生在《纪念潘汉年同志》的文章中写到的那样“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1][8]

历史评价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指出:“潘汉年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