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庸

----更新时间:2022-07-04

江庸(1878—1960),字翊云,晚号澹翁,出生在四川璧山(现重庆市璧山区),中国近代法学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1906年毕业于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

归国后授法政科举人。曾任满清政府大理院推事、北洋政府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司法总长及政法大学校长、朝阳大学校长等职。1926年迁居上海,从事律师业务,设事务所于四川路33号,曾义务为救国会七君子辩护。1949年,应毛泽东手书邀请,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推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60年病逝。

人物生平

1878年出生于四川璧山(现重庆璧山区),其祖怀廷曾为璧山县令。

1901年赴日本留学,先就读成城学校,后就读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

1906年毕业回国任学部司员兼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兼法律学堂总教习。

1907年调任大理院详谳处推事

1908年应学部考试,成绩优等,奖给法政科举人。

1909年参加归国留学生考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兼任京师法律学堂监督。

1911年作为唐绍仪随员参加与南方革命军的南北议和。

1912年民国成立,留任大理院推事兼北平法政专门学校校长;9月,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

1913-1917年任司法部次长。王士珍组阁时任司法部总长。

1918-1920年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

1920年,任法律编查馆总裁,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

1924年因不满曹锟当局统治辞去公职,设立律师事务所,创办法律周刊,受聘国立法政大学校长。

1925年9月受北洋政府派遣赴广州调查“沙面惨案”。同月任中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方委员。

二十年代初,与汪有龄等人在北京创办私立朝阳大学,1927-1939年任校长。

1926年迁居上海,从事律师业务,曾义务为“救国会七君子”辩护。抗战期间多次拒任伪职。

1938年7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抗战胜利后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多次拒任国民党政府职务。1949年1月,受李宗仁邀请去北平试探求和。

1949年秋,应毛泽东手书邀请,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3-1960年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

1960年2月9日,因病在沪逝世,享年82岁。

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诗集、游记和法学论著多种。

从事律师职业

自1927年蒋介石上台以后他未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基本上以律师为职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江庸表现出很高的胆识与气节,受到知识界和政界的尊重,也得到统治当局的垂注。1936年他在上海从事律师业务,这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以宋庆龄为首的广大文化知识界人士发起了强大的反抗和营救活动,法律界组成以江庸、张志让为首的阵容强大的辩护律师团。那时法院的法官大多为江庸的弟子和属下,他作为一名律师出庭为被迫害的“七君子”辩护,影响极大。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江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谴责日寇侵略罪行,并指名出任伪职的学生赵伯欣叛国投敌,为虎作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1936年初他受聘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6月,他代表中国律师协会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律师协会世界会议,10月途经莫斯科回国。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上海沦为孤岛,日、伪筹组南京伪政权,授意汉奸温宗尧拉拢江庸出任伪职,遭到他严辞拒绝。1938年7月,在举国一致抗日呼声中,在汉口召开国民参政会上,江庸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担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在武汉期间,蒋介石恐吴佩孚出任华北伪政府首脑,曾请江庸去函拒日劝诱,得吴答复将坚持民族气节。

反对内战奔走和平

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江庸公然宣称:“我素来反对内战。老蒋的‘讨伐命令’不要送到国民参政会来,送来是通不过的,”那时江庸仍担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1946年11月,他拒绝参加由国民党一党操办的国民大会。1948年,蒋介石以“总统令”任命江庸为“大法官”,江庸致函力辞不就。

1949年初,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着手与共产党议和。李代总统急于找几位共产党能够接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前往北平试叩和谈之门。李专程飞沪邀请江庸、颜惠庆章士钊等赴北平。江等表示:议和得于民心,愿前往一试,但我等既非国民党员又不在国民政府任职,宜以民意代表为好。李亦以为然,遂由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另有一位是一贯主张国共和谈的国民党员邵力子,则以私人身份同行。1949年2月14日,“四老”到达北平。叶剑英受毛主席指派与四人分别交谈。江庸说:“和平是合乎全国人民心理的,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今天蒋介石下台,李宗仁表示了和平的愿望,尽管他分量不够,共产党也不宜拒绝。”叶表示将代为转达。2月19日,叶剑英传达重开和谈已经毛主席允许了。2月22日“四老”在傅作义邓宝珊陪同下到达西柏坡,受到周恩来杨尚昆等迎接。[2]

毛泽东主席与“四老”约谈两次,每次均在一个多小时。江庸虽1945年在重庆见过毛主席,但未及深谈,此番得以亲睹风采、畅聆教诲。毛并未谈及政治和军事,只是随意漫谈,毫无拘束。这两次谈话使江庸对毛主席更加敬佩。[3]

受邀参加新政协

1949年秋一天,江庸在上海自己的律师楼里收到一封笔迹苍劲飘逸的来函。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缄”几个铅印红字落款上边赫然展现一个大的“毛”字。江庸急忙展开书柬,但见全文如:“翊云先生: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人俊(即颜惠庆)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即许藻容,法学家,江庸推荐给毛主席)先生事,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草复。 敬颂道安! 毛泽东。”[3]

当时已71岁高龄的江庸,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10月1日下午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庸当选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历任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1960年2月9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2岁。

把文物捐献给国家

江庸先生平生不事蓄积,逝世后所遗款三千元、公债二千元。在他逝世前,遗嘱夫人徐琛请上海市文管会徐森玉对家存文物进行鉴定,凡有价值者,由家属全部捐赠国家,计122件。

人物作品

江庸先生生前著有诗集、游记和法学论著多种,如1927年出版的《南游杂诗》,1929年出版的《台湾半月记》,1934年朝阳学院出版部出版的《趋庭随笔》(1967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再版),1946年重庆大东书局出版的《蜀游草》,1957年出版的《澹荡阁诗集》、《汗漫集》、《攻错集》、《旋沪集》、《入蜀集》,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江庸诗选》等等;另外,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致江庸书札》,详细记载了两人的交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