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

----更新时间:2022-07-07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前期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1965年1月14日中央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是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的。它纠正了在农村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大等问题。首次提出了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简称“四清”运动。

背景

四清运动开展之时,正是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开展四清运动的主要原因有:

从国内形势看,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从认识这一危局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

中国共产党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二是包产到户。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新中国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说道:"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内容

(本段落内容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 ) 在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1963年2月21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在农村以“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这次会议后,城市“五反”首先在中央机关以及部分基层单位展开,农村社教“四清”运动开始试点。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农村社教问题。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双十条”下发后,社教运动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运动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办法,任意扩大打击面,“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发展。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规定:全国城乡的社教运动一律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城市社教的“五反”也改为“四清”,并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包含着纠正“四清”中“左”的做法的内容,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明确宣布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二十三条”下达后,各地解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农村一度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但从根本的方面看,“二十三条”在指导思想上发展了“左”倾错误理论。它不但片面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把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升为十多年来党的一条基本理论。特别是“二十三条”正式明确地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提供了理论依据。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的县市占总数的32%。

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解决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而混淆了两类矛盾,国内的政治空气更加紧张,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各方面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一些调整城乡经济的政策未能够认真执行。[1]

过程

发动试点

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但由于中国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因之,此时各地的社教运动部署大多未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而且许多地方并未开展社教运动。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指示把两份文件印发给与会同志,一份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份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还在转发这两份文件时,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2]

3月1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3]

5月2日-12日 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前十条》对我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会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准备。[3]

"五反"试点主要集中于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由于"五反"运动是中央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因此,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

"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经验。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据中央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和《六十条》精神,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简称"四清")。保定四清的经验,得到了河北省委、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63年5月20日,中央将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随同《前十条》下发。此后,中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

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8省视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彭真同志如实地反映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

从《后十条》的基本内容看,这一文件的制定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次讨论后集体智慧的成果,是对社教试点的经验总结,也是带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义的文件。但是,《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此后,随着运动的逐渐铺开,必然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尖锐,从而使试点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因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理论根据而更加发展。

全面铺开

《后十条》制定后,中共中央于11月14日发出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决定将两个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以下简称《双十条》)向中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2本,向一切人宣读。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同时,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向中国普遍宣讲《双十条》,改变了运动之初的谨慎做法,使四清运动随着《双十条》的宣讲而大规模铺开。

试点后,中国各地的"五反"运动普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后两反阶段,并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由于后两反斗争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既有敌我性质的问题,也有大量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为此,中央监委于1963年11月8日向中央汇报了"两反"问题的处理意见,就如何开展反贪污盗窃和反投机倒把指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这对防止运动中发生打击面过宽等过火行为起了一定的作用,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经过"四清"试点,特别是普遍宣讲《双十条》后,农村各地陆续铺开了运动。与试点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点面结合,既有面上开展粗线条四清,又在点上开展细线条四清,运动的范围明显扩大。点面四清的最大区别就是点上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面上主要就是宣讲《双十条》,干部和群众洗手洗澡等。

这一阶段的农村四清运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发生了自杀性事件,如北京市郊区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964年1月23日,先后发生自杀事件40起。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的进展,毛泽东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同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说:"不是有10%到20%的大队很坏吗?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至少三到四年,不要着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猖狂;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党内高层又出现修正主义,并提出了一整套国际国内纲领;此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开展要,而且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发展高潮

自1963年下半年后,中国的周边形势严峻。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中美两国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中国国内四清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为了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考虑,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三五"计划、大三线建设等问题外,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

在这次会议上,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不切实的概念,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1963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1963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8月5日至26日,又先后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地视察,并在广州修改《后十条》。

逄先知回忆,刘少奇曾邀请田家英一道去南方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当时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不太赞成刘少奇对农村形势和基层干部的过"左"估计以及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左"的做法。但他又很尊重刘少奇,也不能不服从组织,最后勉为其难地参加了文件的修改工作。离北京南下的前一天,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问他对修改文件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两点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没有表态。

1963年9月18日,修改稿经毛泽东批改同意后,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同《后十条》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批转了一系列文件,1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9月1日,正式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0月24日,又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这样,就把三大夺权样板推向全国。11月12日和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

随着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刘少奇视察四清、第二个《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权样板的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中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中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应该说,刘少奇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进入转折

到1964年底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毛泽东、刘少奇都认为应该对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再做一次总结了。于是,中央决定,在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分歧公开化了。[4]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讲了话。刘少奇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刘少奇说,现在,有些地方提出农村新兴富裕阶层问题,有些地方则提出新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农村里是不是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词,还是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毛泽东说,农民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还是叫贪污盗窃分子,他懂得。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强,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毛泽东说这个话,实际上是表示对刘少奇前一段时间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做法的不满。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有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个普遍性问题。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几亿人口,那些人总共才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刘少奇提出要不要对农民自己报上来的隐瞒土地增加征购?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五年以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从毛泽东、刘少奇的一对一答中,已经感觉到二人之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是存在意见分歧的。[4]

12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让刘少奇先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就他自己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谈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都涉及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先提出了农村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是不是这样提呢?农村是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显然不赞成刘少奇的看法,他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已经搞臭了一次了,至于那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毛泽东说这个话,实际上是认为,农村主要矛盾是广大群众与少数坏干部(当权派)的矛盾。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毛泽东还提出,不要管下层,只提党、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他还提出,过去那个“四清”,只是经济,现在,要改一改,改为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泽东对此没有表示赞成意见,他读了杜甫的一首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然后说,就是要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搞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抓住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刘少奇则再次强调:“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回答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毛泽东听后,再没有说话。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在全党公开化了。[4]

此后,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表示不满。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他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时,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尾巴,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他还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提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毛泽东的话,让听到的人感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很大了。大家都感到心情沉重。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全体会议。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甚至拿出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笔者注),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违背了党章和宪法。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参加会议的人都明白,毛泽东这是指刘少奇。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毛泽东说,集中1.5万人搞一个小县,光学习文件就40天,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一个县28万人口,下去1.5万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28万人。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开会,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上决定,制定一个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题目定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份文件在会议期间就写出了草稿,然后结合会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经过充实,拿出了初稿。初稿原有17条,后经补充,扩为23条,这份文件就简称“二十三条”。[4]

在毛泽东多次批评刘少奇的情况下,刘少奇于1月13日下午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参加。刘少奇在会上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的态度,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也找到刘少奇相劝,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了朱、贺的意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4]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刘少奇的分歧,算是在表面上平静下来了。1月14日,在讨论通过“二十三条”之后,毛泽东表示:“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教育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4]

“二十三条”的通过,实际上否定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的一个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三条”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而在中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表是谁呢?毛泽东心中明确认定是刘少奇。[4]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从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都热心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试图通过搞社会主义教育,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径。但不幸的是,两人却在指导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更不幸的是,毛泽东由此认定:在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即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刘少奇,他更坚定了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再搞社会主义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搞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化大革命”爆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随之划上了句号。[4]

结果

1966年5月,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各地正按既定计划开展四清运动。为了能使"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各地都对四清运动进行重新部署,并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四清计划之内。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他,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四清运动中的许多做法和部署已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了。1966年11月27日,谭震林就今冬明春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向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写出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与四清的结合,《十六条》上是两种提法。看来,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只要贫下中农大多数没有意见,也不准翻案,四清工作队也应肯定。但是,各地原来的四清部署和做法,还有不少框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包办代替等等,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大民主的经验,就不能再按原来的一套部署去做了。应该加以改变,不改变也行不通。因之,似以明确肯定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的提法为好。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此时,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感兴趣了。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透露出这种想法,说道: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这年5月,陪同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社教的情况,毛泽东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以及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又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样,四清运动就无法开展下去,而让位于正在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

影响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个运动,以及准确全面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导这个运动的相关指导思想,特别是研究中共中央具体负责领导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的相关指导思想,对于深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对于深化挂帅领导四清运动第一线人物刘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评价

四清运动是介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起因与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有关。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份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四清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著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