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三国时期政权)

----更新时间:2022-07-06

曹魏(先魏、前魏、魏国、魏,220年12月10日-266年2月4日),三国时期割据政权之一,是三国之中最强大的国家。

东汉末年,曹操在军阀混战中逐渐增强势力,并且控制了东汉朝廷。延康元年(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正式取代汉王朝,建立曹魏,定都洛阳,至咸熙二年(266年),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曹魏灭亡。

历史

崛起乱世

东汉末年,在朝廷,外戚和宦官争权,使朝廷陷入循环内斗。在地方上,各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压榨百姓,人民苦不堪言。加上天灾接续不断,百姓纷纷揭竿起事,成为群雄割据的导火线。公元184年(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黄巾军主力虽然在同年就被镇压,但却沉重打击了汉王朝的统治,使早已腐朽不堪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和与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在争权夺利中同归于尽,凉州军阀董卓乘势进入洛阳,独掌大权,各地州郡大吏借着讨伐董卓之机,纷纷举兵,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部曲”(私人武装),占据地盘, 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

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养祖父是宦官曹腾,历侍四代天子,汉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曹操的父亲曹嵩曹腾的养子,汉灵帝时官至太尉。在关东联军瓦解后,曹操开始四处征战,先大破于毒白绕、眭固、於扶罗等,占据兖州,复收编了青州黄巾军三十万,势力渐强。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曹操奉立东行的汉献帝于许昌后,开始“奉天子以令不臣”(袁绍、刘备等诸侯认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由朝廷名义来讨伐各地诸侯;先后破袁术、灭吕布、降张绣、逐刘备。势力发展成兖、豫、徐三州、兼有部份司隶、雍州等中原地区。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展开决战,曹操大败袁绍,之后用七年时间平定河北,收抚南匈奴,攻灭乌桓,统一北方。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统一全国,但由于曹军未适应到南方的地理环境,在水土不服、疾疫大兴、东南风起等因素下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与刘备方的联军,由于曹军所伤多为原刘表麾下水军与降军,因此孙刘势力亦无法撼动曹操政权。因南下受挫,曹操将剑锋转向西北,先后消灭关西十一部、张鲁等割据势力,占有陇西之地。但因曹操年事已高,终其年只控制了中原、陇西一带,从此,曹、孙、刘三大势力成鼎足之势。其后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1]

曹魏开国

曹操晚年,曹丕运用各种计谋,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帮助下,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世子。待曹操去世,曹丕继位为魏王,接受陈群的建议,设立九品中正制,又相继平定了酒泉、张掖、武威三种胡的叛乱,收回上庸三郡。见时机成熟,曹丕于公元220年12月10日(延康元年)代汉称帝,定国号魏,改元黄初并定都洛阳。

曹丕登基后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同时,限制宦官、外戚权力,颁令“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保证了魏始终没有因为宦官、外戚干政造成政治危机。削夺藩王权力。曹魏藩王的封地时常变更,没有治权和兵权,举动受到严格监视,形同囹圄。这个政策虽然吸取了汉朝诸侯国作乱的教训,却留下隐患,导致宗亲势单力薄,日后无力阻止外臣夺权。

在经济上,曹丕继续发展屯田制,施行谷帛易市,稳定社会秩序,除禁令,轻关税,禁止私仇,广议轻刑,与民休养,使北方地区重现安定繁荣局面。并提倡节俭、薄葬,下诏禁止厚葬、淫祀

在文化上,曹丕重视文教。公元221年(黄初二年),下令人口十万以上的郡国每年察举孝廉一人,如有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以不受户口限制。黄初五年,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重修孔庙,在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在短期内使封建正统文化复兴。

在军事上,曹丕于公元221年(黄初二年)派遣军队在河西一带大破羌胡联军,曹魏的势力得以进入河西之地,接着又遣使复通西域,恢复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权。公元221年(黄初二年),孙权向曹魏称臣,被魏文帝封为吴王,吴国成为曹魏的藩属,但是不久复叛。此外,曹魏多次击败鲜卑,巩固了北疆。然而,曹丕曾三次大举进兵东吴,皆无功而返。

综合来看,曹丕在位七年时间里,北方生产得以恢复,到了黄初末,曹魏国库充实,累积巨万,基本解决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版图得以扩大,曹魏实力进一步增强。[2]

开疆拓土

公元226年(黄初七年),曹丕去世,曹叡在洛阳即位,是为魏明帝。在曹真、曹休、陈群和司马懿等人的辅佐下,开始了他十二年的执政生涯。

曹叡继位后,曹魏大多时间是在与蜀汉、东吴的战事中度过,例如公元226年8月(黄初七年)孙权攻江夏、襄阳,公元227年(太和元年)孟达反叛,公元231年(太和五年)鲜卑与蜀汉联手进犯,到公元234年(青龙二年)为止诸葛亮五次进攻曹魏,公元234年(青龙二年),孙权攻合肥。曹叡成功地抵御了这些内外战争。他重用曹真、张郃、司马懿、满宠、田豫等名将与诸葛亮、孙权、轲比能作战,蜀、吴、鲜卑未能得尺寸之地。

公元235年(青龙三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魏蜀边境上的情况有所减缓。同年,轲比能被曹魏派遣的刺客所杀,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北疆也得以安定。

公元238年(景初二年),曹叡派遣司马懿攻灭公孙渊,辽东平定。之后,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馀人。同年年底,曹叡病危,立燕王曹宇为大将军,欲属以后事,曹宇推辞,于是曹叡听中书刘放、孙资之言改立曹爽为大将军,同司马懿共同辅政。

曹叡在统治后期,大兴土木,滥用民力,临终又托孤失当,导致朝政动荡。[3]

曹芳继位,由司马懿和曹爽辅政,曹爽骄横跋扈,专擅朝政,打压异己,甚至连郭太后也被他软禁;而司马懿则韬光养晦,蛰伏待机,直至在高平陵事变里,将曹爽集团一举击垮,司马家族开始权倾朝野。这段时间内,曹魏虽然朝政动荡,但对外的开疆拓土之路则是一路凯歌,前后两次大败高句丽,破东濊、平濊貊、灭韩濊,朝鲜半岛的半数之地并入曹魏版图。

大权旁落

之后,司马懿及子司马师、司马昭陆续压平了起自淮南的王凌(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毌丘俭(正元二年,公元255年)、诸葛诞(甘露二年,公元257年)的军事叛乱,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对司马氏持消极反抗态度,其中的嵇康被司马氏以非毁名教和欲助毌丘俭为乱之罪名杀害。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魏末晋初都陆续归服于司马氏。此外,与吴蜀交兵仍频,尤以蜀汉姜维为甚,号称“九伐中原”,双方互有胜败。

此外,曹芳和曹髦二帝曾先后计划铲除司马氏,但均已失败告终。

公元254年(嘉平六年)二月,中书令李丰和张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图谋废掉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事情败露,被司马师搜出“衣带诏”,腰斩灭族。同年秋,司马昭奉命出击姜维,到达京师,曹芳在平乐观观兵。许允与左右亲信谋划,乘司马昭请辞的时候将其杀死,率领这支部队讨伐司马昭。诏书已经写好了,但曹芳因恐惧而没实行。九月,司马师上奏太后废掉皇帝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曹芳搬出洛阳,在河内郡重门营建齐王宫,所有礼仪制度都如同诸侯王的封国。

公元260年(甘露五年),魏帝曹髦不甘司马氏威胁自己帝位,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带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授予铠甲兵器,率领亲兵讨伐,[4]司马昭遂使亲信贾充派遣刺客成济杀害曹髦,事后仅成济被处死,而司马氏家族则没受牵连,另立常贵相公曹奂为帝。

灭亡

随着蜀汉国力日下,公元263年(景元四年)魏朝司马氏展开攻灭蜀汉计划,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攻伐蜀汉,结果蜀后主刘禅出降,蜀汉亡国。蜀汉灭亡后,钟会密谋据蜀自立,诬陷邓艾谋反,与蜀汉姜维共谋其事,却被众魏将所攻杀,邓艾也遭卫瓘所派遣的田续所杀。

其后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于公元266年(咸熙二年)逼曹奂禅让,改国号为晋,曹魏遂亡。曹奂禅让后,被司马炎封为陈留王,享有使用天子旌旗,行曹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的特权。作为曹魏“后续”的陈留国(265年—479年)历经两晋、刘宋,传至南齐,享国214年。

疆域

控制范围

曹魏的疆域主要在曹操时即大幅发展,至曹丕称帝建国后定型,约占有整个华北地区。大致上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黄海。东南与孙吴对峙于长江淮河一带及汉江长江一带,以寿春、襄阳为重镇;西至甘肃,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西南与蜀汉对峙于秦岭、河西一带,以长安为重镇。在立国后原有87郡及十二州,有:司隶、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凉州、雍州、荆州(占东汉荆州北部)、扬州(占东汉扬州北部)。

曹魏于西域设置管辖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的西域长史和管辖高昌的戊己校尉。221年孙权称藩后,曹魏让孙权领有荆州牧,将荆扬等孙权势力则定为荆州,曹魏原直辖的荆州北部改称为郢州。双方决裂后曹魏复改郢州为荆州。220年至226年,分陇右置秦州,最后并入雍州。灭蜀汉后分益州置梁州,共增加两州。

地方行政

以下为公元262年曹魏的州郡设置数目。

幽州

范阳郡、代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乐浪郡

上谷郡、燕国、昌黎郡、玄菟郡辽东郡带方郡

冀州

阳平郡、广平郡、清河郡巨鹿郡、赵国、常山郡安平郡

平原郡、乐陵国、河间郡、渤海郡、中山国

青州

城阳郡、东莱郡、北海国、齐国、乐安郡、济南国

并州

上党郡、西河郡、太原郡、乐平郡、新兴郡、雁门郡

兖州

泰山郡、济北国东平国、东郡、任城郡、山阳郡、济阴郡、陈留国

徐州

东莞郡、琅琊国、东海国广陵郡、下邳郡、彭城国

司州

原汉司隶校尉部,曹魏黄初元年改为司州。领郡国五、县国七十

河南尹,西汉置郡。领县二十四

洛阳县(州治。郡治。中京)、河南县、巩县、河阴县、成皋县、缑氏县阳城县、新城县、陆浑县、梁县、阳翟县、荥阳县、京县、密县、卷县、阳武县、苑陵县、中牟县、开封县、原武县新郑县偃师县、平县、谷城县

弘农郡,西汉置郡。领县八

弘农县(郡治)、湖县、陕县、宜阳县、黾池县、华阴县卢氏县、新安县

河内郡,西汉置郡。领县十六

汲县、共县、林虑县、获嘉县修武县、野王县、州县、怀县(郡治)、平皋县、河阳县、沁水县、轵县、山阳县、温县、朝歌县、武德县

河东郡,西汉置郡。领县十一

安邑县(郡治)、东垣县、汾阴县、大阳县、解县、蒲板县、河北县、濩泽县、端氏县、闻喜县、猗氏县

平阳郡,曹魏黄初元年分河东郡置。领县十一

平阳县(郡治)、杨县、永安县、浦子县、狐讘县、襄陵县、绛邑县、临汾县、北屈县、皮氏县

雍州

京兆郡、冯翊郡、扶风郡、北地郡、新平郡

安定郡、广魏郡、天水郡、南安郡、陇西郡

凉州

武威郡金城郡、西平郡、张掖郡

酒泉郡西海郡,敦煌郡

豫州

领郡国九、县国八十八

陈郡,西汉置郡。领县六

陈县(郡治)、武平县柘县、阳夏县、扶乐县、长平县

颍川郡,秦置郡。领县十五

许昌县(郡治。汉许县。南京)、长社县、颍阴县、颍阳县、临颍县、郾县、鄢陵县、新汲县、襄城县繁昌县、郏县、定陵县、昆阳县、舞阳县、父城县

汝南郡,西汉置郡。领县二十九

新息县(郡治)、新阳县安城县(州治)、慎县、朗陵县、阳安县、上蔡县平舆县、定颍县、灈阳县、南顿县、汝阳县、吴房县、西平县、□强县、召陵县、西华县、宜春县、新蔡县、褒信县、原鹿县、富波县、固始县、汝阴县、项县、汝南县安阳县、鲖阳县、慎阳县

梁国,西汉置郡。领县七

睢阳县(郡治)、蒙县、虞县、下邑县、宁陵县、鄢县、砀县

沛国,西汉置郡。领县四

沛县(郡治)、丰国、杼秋县、公丘县

谯郡,曹魏时分沛国置。领县十四

谯县(郡治,东京)、相县、萧县、酂县、山桑县、龙亢县、蕲县、苦县、宋县、符离县、汶县、虹县、轾县、竹邑县

鲁郡,西汉置郡。领县五

鲁县(郡治)、卞县、邹县、番县、薛县

弋阳郡,曹魏置郡。领县四

西阳县、轪县、期思县、弋阳县(郡治)

安丰郡,曹魏置郡。领县四

安风县(郡治)、雩娄县、安丰县、蓼县

扬州

领郡国二、县国十二

淮南郡,秦置郡。领县七

寿春县(州治)、成德县、下蔡县、义城县、西曲阳县、平阿县、合肥县(郡治)

庐江郡,西汉置郡。统县三

六安县(郡治)、阳泉县、博安县神木县

荆州

江夏郡,上昶县,六黄县

襄阳郡襄阳县(郡治、州治),当阳县,汉津县

新城郡,房陵县(郡治)

南阳郡,宛县(郡治),穰县,鲁阳县,邓县

南乡郡,顺阳县(郡治)

上庸郡,上庸县(郡治)

魏兴郡,西城县(郡治)

章陵郡,新野县,义阳县

政治

文官制度

在官员的任用上,从曹操起,实行“唯才是举”的原则。为了更多的招揽人才,魏文帝在称帝前,建立了九品官人法,其做法是: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小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定品第高下,上报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上报司徒;司徒再加审核然后交尚书选用。还规定,郡人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特别优异的不受户口限制。这种制度在开始实行的时候,重视舆论,不拘爵位,“论人才优劣 非谓世族高卑”,比起东汉末年外戚或宦官操纵仕途与单纯以封建道德为标准的“举孝廉” ,无疑是一个进步。

魏文帝在黄初五年立太学,设立春秋谷梁博士,提高了官员的素质保证。

魏明帝时,采纳行司徒事董昭的建议,立郎吏课试法:“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 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魏明帝又诏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交百官议,议旧不决,未能实行。

魏宗室封爵分王、公、侯、伯、子、男(以上皆称国)、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十等,皇后以下的嫔妃,分贵嫔、夫人、淑妃、昭仪、昭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美人、良人等爵号;又置列侯、关内侯、名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关外侯(十六级)、五大夫(十五级)共六等爵以赏军功,关内侯以下皆不食租,谓之虚封。文武官吏的级别分为九品,俸禄发给粟米,以石计算。[5]

地方制度

曹魏大致继承东汉的疆域及政区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州设刺史或州牧。郡设太守。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

郡制方面:曹魏河南郡治洛阳,为京师所在,称司州。曹魏又设王国,置相,与郡同等;县制方面:曹魏有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之封。[6]

法律制度

魏文帝承用秦汉旧律,明帝命陈群、刘劭等删节汉律令,制定《魏律》(治民)十八篇、《州郡令》(治地方官)四十五篇、《尚书官令》(治朝官)、《军中令》(治军)共一百八十余篇,又置律博士,专用郑玄学解释律令。

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中央司法机关为廷尉,一般案件州郡可自行解决。

魏文帝时,曾沿用秦汉旧律,有所谓诽谤妖言罪,犯者杀,告者有赏,在实行中诬告者甚多。黄初四年,文帝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次年又补充规定: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忘相告者以其罪罪之。

曹魏在建立之初一直沿用汉律。但汉律自萧何于汉高祖时在秦律的基础改定而来,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变化,显得十分庞杂与苛碎,已不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正如《晋书·刑法志》所言:”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这说明汉律不但条目繁多,十分庞杂,而且前后矛盾,互相重复,所以在实际上应用起来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太和三年,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书官令,用之于国;军中令,用之于军。”《晋书·刑法志》认为此次定律:“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所以曹魏定律,是在秦汉律由简到繁以后,中国封建刑律由繁到简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晋律和唐律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在中国法律制度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军事

编制

曹魏时期的中央军,分为中军和外军。魏的中军略等于汉代的南北军,担负着宿卫皇宫、拱卫京师的任务,所以《历代兵制》认为“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依然把魏的中军称为南北军。不过由于汉末三国战事频仍,中军常常四出征伐,与汉代北军相比,魏中军的作战任务重得多。

《历代兵制》叙述了魏中军的发展:“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武卫营是曹魏集团最亲近的宿卫禁兵,其设置时间,王欣夫《补三国兵志》说在建安十三年(公元二零八年)。那时曹操刚做相国,便在相府自置武卫营。当时汉帝的禁兵为数已不多,且在曹操控制之下,武卫营一成立,相府更是威重汉宫。武卫营的统帅最初是许褚,官职为武卫中郎将,后迁武卫将军。曹魏王国作武卫将军的,都是皇帝很亲近的人。魏文帝置中垒、中坚二营,归中领军统帅,魏明帝又置骁骑,游击二营。《历代兵制》只提到武卫、中垒二营,有所疏漏。《历代兵制》说“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也是不确的。事实上,曹魏先后置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等新五营,归中领军统帅;东汉以来北军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曹魏时期依然存在,但兵员已少的可怜,五校地位已不如武卫将军等,已无可能去统帅武卫、中垒等新营。[7]

关于魏中军的组织系统,《历代兵制》说:“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师,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其他杂号无常数。”陈傅良认为,汉的南北军到曹魏时期演变为中、左、右、前军了。其实,只有中军相当于汉的南北军,所谓左、右、前军等,显然与中军相对,可能是对留屯在不同地方的外军的称呼。《三国志》、《资治通鉴》常有“东兵”、“东军”一类提法,都是指留屯东方的外军,左、右、前军等也是这类提法。中军的统帅,陈傅良认为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历来谈曹魏兵制者,多象他一样,以为魏中军同时存在中护军、中领军与领军、护军这样一批统帅。其实领军与护军和中领军与中护军是不同时期的职官。《玉海》卷一三七:“魏武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涣为领军,非汉官也。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这段话与史实略有出入,但指出中护军、中领军的前身就是护军、领军,无疑是正确的。改领军、护军为中领军、中护军,是由于当时中央军在事实上已分成中军与外军,所以要在中军统帅领军、护军前冠以中字。由于领、护军改名中领、中护军后还有人沿袭旧称,载之史书,故后人往往认为领、护军与中领、中护军并存。对于中领军或中护军中资历厚重者,可进称为领军将军或护军将军,但中军也不可能同时既有领军将军、护军将军,又有中领军、中护军。中领军是中军诸营的统帅,他亲领中领营,并兼领中军诸营;中护军在中军的地位仅次于中领军,他负责武官的选用,并亲领中护营。[7]

留屯各地的外军,开始编制很不一致,统帅往往临时由中央委派和更换。到魏文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历代兵制》:“黄初三年,特置都督诸州军事,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位太尉上。”曹魏的都督诸州军事,是代表中央分驻各地的军事长官,所领是不同于州郡兵的中央军队。所谓四征四镇,是指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与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西将军、镇北将军等称号,此外还有所谓四安四平将军的称号,这些都不是固定军职,而是临时赠封的称号。从这些称号也可以知道,那些都督诸州军事的将军,是代表中央去行征伐镇压之权。中外诸军即中军与外军,“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则是以大将军统帅全国中央军,大将军成为曹魏最高军事统帅。曹魏政权是取代东汉王朝而建立的,开始仍以太尉为最高军政长官,置大将军后,太尉最重要的权力被分割,所以大将军“位太尉上”。

综上所述,曹魏中央军的系统是:

|——中军-领军、护军——诸营将校

中央军-大将军——|

|——外军-都督诸州军事

除了中军与外军,曹魏政权还有作为地方兵的州郡兵。东汉光武帝罢兵募士,郡国兵力十分薄弱。到东汉末年,一些州郡守割据称雄,兵力转强,多数州郡的军队则逐一消灭或兼并。曹操统一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据武装或被消灭,或被收编,北方各州郡往往只有留屯的中央军,而没有地方武装了。当时丞相主簿司马朗建议令州郡都建立地方武装,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历代兵制》:“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盖太守或刺史兼帅。”州郡兵以守备本州郡为职,必要时也应调出征。州郡兵地位比中军、外军低,“州郡都督不与中外军同......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8]但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却借此大大膨胀起来。所以《历代兵制》认为,曹魏政权的“兵权外聚于州牧,内归于大将军及太尉”。因此后来有人上疏魏明帝,要求解除缘边州郡刺史、太守的领兵权,另外派遣大将去镇守,以免刺史、太守领了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而不能“独修务本之业”。[9]

武功

曹魏在对外族的战争中,有着辉煌的战绩,大小34战,32胜1败1平,胜率约为94%。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胡趁着汉末动乱之际入侵中原,南匈奴最先卷入汉末争霸。汉灵帝驾崩后,于扶罗乘黄巾之乱,和白波军,黑山军合流进犯太原,河内等地。初平二年秋,于毒白绕,睦固率领十万大军攻打魏郡,东郡,于扶罗亲率骑兵援助黑山军,王肱不能抵挡,曹操率军入东郡,在濮阳以少胜多,击溃白绕的部队。第二年春,于毒进攻武阳,曹操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攻击于毒大本营,大败于毒睦固,紧接着,又在内黄大破于扶罗,此战让南匈奴侵扰几乎停止。兴平元年,袁术率军入陈留,于扶罗,黑山余部等佐之,皆为曹操击破,於夫罗最终归顺了曹操。兴平二年,于扶罗病死,呼厨泉继单于位,并于建安七年在平阳发动叛乱,被钟繇军队击败,再度向曹操投降。建安二十一年,呼厨泉入邺城朝觐时被授予官职,曹操乘机将他留在邺城,下令将匈奴汗国分为五部,每部各设立一个都督,直属中原王朝。这个煊赫一时,立国约四百三十年的匈奴汗国名存实亡 。青龙元年,屯驻安定地区保卫边塞的匈奴首领胡薄居姿职等人率部反叛,但旋即被胡遵所平定。

乌桓乘汉末之乱,中原多事,故得擅漠南之地,辽东、辽西等地的乌桓大人趁乱称王,三郡乌丸的首领辽西乌丸大王丘力居死后,因为儿子楼班尚小,由颇有武略的侄子蹋顿代立,总摄三王部。蹋顿在袁绍与公孙瓒交战时主动遣使与袁绍和亲,并帮助袁绍与公孙瓒作战,作为回报,袁绍不但与乌丸部诸王和亲,还遣使诏拜乌丸三王为单于。

曹操平定河北之际,三郡乌桓出兵犷平,攻打攻鲜于辅,曹操率兵救援,乌桓逃回塞北。公元207年,为了彻底后患,于建安十二年出兵远征乌桓,在郭嘉的建议下,率轻骑千里奔袭,在当地名士田畴指导下。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到达后曹操迅速让张辽为前锋并且授予其令旗率军奔袭乌桓军,这一袭击打的乌桓军措手不及,混战中,蹋顿当阵为张辽斩杀,一说为曹纯部虎豹骑俘获后斩首。乌桓群龙无首,最后终于被杀得七零八落,“死者被野”,三郡乌桓的主力骑兵在这场决战中开始全面崩溃,此战最终以曹操军的大胜收场,斩蹋顿及名王以下十余人,同时将胡汉降者20余万人安置到内地。

建安十九年,代郡乌桓反叛,鲜卑出兵相助,曹操操派遣曹彰及田豫率军平叛,大破乌桓鲜卑联军,乘胜逐北.,追到了桑干,“斩首获生以千数”。黄初年间,乌桓王骨进桀骜不驯,被田豫斩杀,并以骨进之弟统领其部众。

鲜卑在汉末实力不断增强,吞噬匈奴故地,步度根、轲比能各自崛起,成为鲜卑两股强大的势力,步度根被中兄扶罗扶为大人,柯比能“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也被众人推举为大人。建安中,曹操平定幽州,步度根与轲比能等通过乌桓校尉阎柔上贡。

黄初初年,鲜卑的数十个部落联合在一起,以轲比能、素利、弥加三个首领为首,不和曹魏进行贸易,不卖给曹魏马匹。田豫认为胡人联合对中国没有好处,只会增加危害,便决定是用离间计让轲比能、素利、弥加自相残杀,以此消弱他们的势力。后来素利违背盟约和曹魏进行贸易,轲比能得知后便挥军讨伐素利,而田豫认为这是个消弱鲜卑的好机会,便决心帮助素利击败轲比能,随后田豫率领部队,孤军深入,当时胡人众多,在魏军前后进行抄掠,截断退兵之路。田豫遂率军挺进,距鲜卑军十余里时,扎下营寨,收集许多牛马的粪便烧了起来,从另外一条路撤走了。轲比能见烟火不断,以为田豫的军队还在,便离去了,走了数十里之后;才发现田豫已撤走。轲比能又率军追击田豫至马城,将其重重围困,田豫严密防守,令司马树立起旗帜,奏起鼓乐,率步骑兵从南门杀出,鲜卑军把注意力集中到哪里,便向哪里攻击。田豫则率领精锐骑兵从北门冲了出来,擂鼓呼叫冲杀,两面发起冲击,鲜卑军措手不及,阵脚大乱,都丢弃弓、马逃走了。田豫率兵连击二十余里,鲜卑军的尸体布满了原野。

步度根不断与轲比能相互进攻,其势力日益衰弱,只得率领部下万余人保守太原、雁门郡。不久,泄归泥率其部下逃奔步度根。轲比能想派兵追赶,可是没有追上。步度根、泄归泥率三万多户百姓来到雁门郡内,请求归附曹魏。雁门太守牵招下令还击轲比能,杀死了轲比能的弟弟苴罗侯。轲比能与乌丸归义侯王同、王寄等,结下怨仇。因此,牵招又亲自率领归泥等攻打轲比能,在云中故郡打败轲比能。

黄初五年,轲比能再次侵犯素利。田豫率轻骑牵制了轲比能的后部。轲比能派部将琐奴抵御田豫,田豫出奇兵击退琐奴。

黄初六年,并州刺史梁习大破轲比能。

太和二年,田豫派遣翻译官夏舍到轲比能女婿郁筑革建部落,夏舍被郁筑革建杀害。同年秋天,田豫统率西部鲜卑蒲头、泄归泥出塞讨伐郁筑革建,大获全胜。率兵返回到马城时,轲比能率兵三万,把田豫围困七天。上谷太守阎志前往解释劝说,才为田豫解围。不久,轲比能又云集骑兵来到平州塞北。牵招秘密行军突袭,牵招潜行征讨,大败其军。

青龙元年,轲比能诱使步度根依附,让他背叛并州刺史,并和他结亲。又率兵万余人在陉北迎接他的家口资产。并州刺史毕轨派苏尚、董弼等部阻击,轲比能派兵在楼烦与苏尚会战,在战斗中杀死苏尚、董弼。魏明帝派遣秦朗率领中军出讨轲比能和步度根,最终步度根及轲比能败走,步度根部将泄归泥再度叛降。

青龙三年,王雄派勇士刺死轲比能,换立轲比能的弟弟为王。

羌、氐二族长期与凉州诸侯相互勾结。建安十七年,曹操派徐晃与夏侯渊平定隃麋、汧诸氐。在平定关中后,曹操徙出原属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让殷署等督军,并令赵俨为关中护军,尽统诸军。羌人多次来犯,赵俨率领殷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

建安十九年,夏侯渊西征,横扫陇西,百顷氐王千万率羌、胡万余骑逆战,夏侯渊击之,大破之,紧接着又扫灭兴国氐王阿贵。大破兴国氐,常离诸羌,氐王千万逃窜,接着,夏侯渊转击高平各部,“皆散走,收其粮谷牛马”。不久后,曹操命夏侯渊帅诸将讨平枹罕宋建,夏侯渊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攻下枹罕,斩建及所置丞相已下。夏侯渊遣张郃等平河关,渡河入进小湟中,河西诸羌尽降。后来,曹操每次引见羌、胡,都让夏侯渊作陪,以此威慑羌氐各部首领。在平汉中之时,又先后扫平椟、仇夷诸山氐,斩杀氐王窦茂。

延康元年,苏则郝昭等降服武威三种胡。黄初二年,治元多、卢水、封赏等诸胡组成联军在河西作乱,时任镇西将军曹真率领众将进讨诸胡联军,大获全胜,平定河西,据《魏书》记载,此战“斩首五万馀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后来,安定羌大帅辟蹄的反叛,被郭淮平定。

景初二年,烧当羌王芒中、注诣等叛,凉州刺史率诸郡攻讨,斩杀注诣。正始元年,郭淮讨伐羌族迷当等部,安抚氐族人,迁移三千多户百姓到关中地区。正始八年,陇西、南安、金城、西平诸羌饿何、烧戈、伐同、蛾遮塞等联合起来反叛,包围城镇,南招蜀兵协助,凉州名胡治无戴也举兵反叛。讨蜀护军夏侯霸率诸军屯兵于为翅。郭淮刚到狄道,很多人认为应当首先讨平枹罕,这样对内则平定恶羌,对外则可以挫败西蜀的计谋。郭淮估计姜维一定会进攻夏侯霸,于是进入沨中,转兵向南,接迎夏侯霸。姜维果然进攻为翅,郭淮军队正好抵达,姜维逃去。进而郭淮讨伐诸叛羌,杀死饿何、烧戈,投降的人有几万。

公孙渊灭亡后,高句丽心怀不轨,东川王欲取代公孙氏称霸辽东,几次派兵袭取辽东郡西安平县等地。

正始五年,毌丘俭带步骑兵万人出玄菟讨伐高句丽,先后在沸流水、梁口两度大败高句丽东川王,将号称有二万人的高句丽军诛灭一万八千余人,东川王偕同妻子及千余骑逃窜往东沃沮(又称南沃沮),守坚固的丸都城。毌丘俭围城后,见山城的西北面山体陡峭,上面的守兵也不多,就采用避实就虚,正面佯攻,西北偷袭的战法,选派一些身强体壮善于攀登的士兵,带着兵器长绳,偷偷地顺着山崖爬上去,先杀死上面的守兵,“束马悬车”,攻破了丸都山城。

正始六年,毌丘俭再征高句丽,东川王奔买沟。随后,毌丘俭自在丸都一带坐镇,毌丘俭又派玄菟太守王颀追击到沃沮,另一路由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攻打曾依附于高句丽的不耐等濊貊种落。王颀的军队追至竹岭,再度大破东川王余部。随后,魏军杀至沃沮境内,将协助高句丽的邑落一并攻破,斩杀三千余人。东川王再逃入北沃沮境内,魏军进一步追讨。但高句丽王终于在部下的忠诚保卫下击杀一小队魏军而得以隐匿。王颀军主力则进一步向东北行,一直抵达北沃沮与肃慎的边境地带。而刘茂、弓遵也成功击溃了濊貊各邑,逼迫不耐濊侯举邑降,将东汉初废弃的临屯郡故地再次纳入版图。整个征剿行动至公元245年初基本结束,最终毌丘俭等刻石纪功并于同年五月回师凯旋。不久,东川王在逃亡中抑郁死去。魏军两次征讨,每次均俘获高句丽人口数千,将他们迁入内地。其后,弓遵、刘茂出兵征伐韩濊,弓尊战死,但也成功灭亡韩濊。

经济

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份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东汉末年,时人仲长统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无民者,不可胜数。”广阔的中原地区变成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为了恢复和发展北方的经济,解决军粮不足与群众生活需要的问题,就吸取两汉在边疆屯田的成功经验,推行了屯田制度,保护了社会生产力。据《晋书·食货志》载:“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而到曹魏后期“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昔日荒凉残破的局面已为繁荣富庶的景象所取代。

曹魏的田租户调制乃继承了两汉的赋税制度而有所改革。从田租看,汉代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为亩收四升的定额田租制。两汉统治者向农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产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额田租向农民征税,则增产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愿意精耕细作,多产归已。[10]

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11]这使得社会秩序恢复,增强曹魏实力。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233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12]

文化

曹魏虽然是以军力起家,但曹氏一族在文学上具有相当成就,如曹操和其子曹丕和曹植都擅于写诗,时称三曹,后世又称建安文学。即使到了后期其君主也颇有艺术造诣,如曹髦擅长诗文、绘画,被誉为“才子”。

哲学

在哲学方面,继两汉经学之后,一个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玄学在曹魏时期诞生,这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成就。玄学思潮开端的代表人物何宴、王弼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即“无”是宇宙的本体。王弼、何晏的玄学与两汉神学目的论有显著区别。两汉神学目的论是被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玄学则在继承和发展道家思想的基础上,援道入儒,调和儒道。两汉神学目的论表现为宗教式的教条,而玄学则表现为思辨性的论理。[13]

嵇康提出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政治上反对虚伪的礼教,敢于同强权进行斗争;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反对盲从,主张独立思考,能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启发人们自由思维;但,也有消极遁世及唯心主义杂质等思想,这种思想矛盾正是时代的产物。[13]

宗教

三国之时,西域僧人继续东来洛阳,译经弘法,佛教进一步发展。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中国第一本“佛律”—《僧只戒心》,并请西域梵僧立羯摩受戒,为中国戒律之始,昙柯迦罗亦被尊为中国律宗之祖。

甘露五年(269年),朱士行在洛阳登坛受戒,成为第一位受戒的汉僧。当年他西渡流沙,远赴于阗(今新疆和田),写的《大品般若经》梵本90章60余万言,遣弟子送还洛阳,后被译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是第一位“西天取经”的汉僧。

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作家辈出,成就辉煌。其代表人物三曹父子、建安七子,都曾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七哀诗》、蔡文姬的《悲愤诗》,都是传颂千古的佳作。

正始是曹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阮籍的82首《咏怀诗》、嵇康的《幽愤诗》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在理论著作方面,有曹丕的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典论》。遗憾的是,只有《典论·论文》一篇存世。

黄初五年(224年),曹魏文帝正式重开太学。正始二年(241年)新立石经28块,因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所书,故也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内容包括《尚书》《春秋》及《左传》等。东汉时创立的灵台、辟雍、明堂等礼制建筑,其后也均为曹魏所沿用。[14]

科技

机械

曹魏的科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个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机械学方面,以马钧的创造最为突出。

马钧改造的织绫机,可以提高效率四五倍;他创制的龙骨水车,可以连续不断提水;他创造的指南车,不管车向何方行驶,车上的木人总是指向南方。他还创制了水转百戏、轮转发石机等。有人给魏明帝贡献百戏木偶,设计虽尚精巧,但木偶不能动作。魏明帝令马钧设法改造。马钧把大木雕刻成形如车轮的东西,平放在地上,然后引水使轮转动,轮既动,上面的木偶也一齐动作,它们或击鼓吹萧,或唱歌跳舞,或跳丸掷剑,或缘绳倒立,形象栩栩如生,变化多端,使观者大享眼福。马钧认为诸葛亮制作的连弩“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他可以增加连弩功效五倍。另外,马钧还拟制一种威力极大的攻城器具--发石车。[15]

地理

在地理方面,裴秀创制了《制图六体》,即编制地图所应遵循的六条准则: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里”,即距离;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裴秀认为以上六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如果地图上没有比例尺的标记,则不能确定距离的远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标记,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向虽然从某一方向看是对的,但从其他方向看就不对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确定,而无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那么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该怎样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线和距离的标记,而无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线曲直的形状,则道路的远近必定与其距离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条准则必须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的位置、距离和地势情况。因此可以说,现代地图学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谈及了。自此以后,直至明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到中国前,中国绘制地图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据裴秀所规定的“六体”,可见其成就和影响是至深且巨了。其次,裴秀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裴秀看到汉朝保存下来的一些地图既没有比例的表示,也没有方位的确定,连有名的山脉河流都不备载;一些地图虽有粗略的轮廓形状,但不够精确,难以依据;甚至有的地图更绘得奇形怪状,远离实际。为此,裴秀仔细钻研古代地理资料,比较了往古和当时的山脉河流、池塘沼泽以及疆域界限、行政区域变化,还查考了古代城市乡村聚落和水陆交通的变迁,运用其制图六体的科学方法,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15]

数学

在数学方面,刘徽完成《九章算术注》,是中国数学史上宝贵的文献,即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主要贡献如下:

外交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国中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女王派遣难升米和都市牛利两个使者[16],来到朝鲜半岛上的带方郡,向太守刘夏提出,希望能去魏都洛阳朝见魏国皇帝,进献贡品。刘夏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亲自带领使者来到了国都洛阳。这两位使者向魏明帝献上了四个男奴隶,六个女奴隶以及二匹二丈的布。

远涉重洋来朝贡,让魏明帝非常高兴,于是下诏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同时封正使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副使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并赐以银印。作为对卑弥呼贡品的答礼,魏明帝赐给绛地交龙锦五匹、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又单赐卑弥呼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珍珠、铅丹各五十斤。[17]

曹魏和罗马帝国也有陆路交往,增辟了与罗马交往的新北道,由玉门关转向西北,通过横坑(今库鲁克山),经五船以东转西进入车师前部(哈拉和卓)。[18]此外,据《魏略》记载,大秦(当时称罗马帝国为大秦)的邮驿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旌旗黎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可以推测,那时曹魏和罗马帝国也定有邮驿往来。

帝王世系